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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社会主义和平与革命19171918年（第2页）

多少年来他们都受此影响。

第一，除了战争准备，漫长的战争需要国家动员所有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资源。

这个过程无疑带来了一些问题：战争的目的是什么，它将以什么为代价，同时这个过程使得支持国家行动的社会主义浪潮在管控中争取更大的公平。

鉴于战争还需要大规模的经济动员，因此在大部分劳动工人中间，在英、法、德等国的社会主义领袖中间形成了一股独特的战时改良主义倾向，这是全国战时动员的教训。

与此同时，还形成了可控的战时经济，并按照社会主义的路子进行战后经济政治“重建”

。

事实上，战争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国家使命。

第二，军需品的需求规模之大难以想象，这就使得工业工人与士兵一样，对战争胜利至关重要。

随着工业动员规模扩大，特别是战时经济状况降低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却给予工人众多的经济便利（尽管一些新形式的工业规定试图去控制它），工人不但在战争中举足轻重而且变得越来越好战。

在主要的军需品集中地区，当地激进的工人运动发展起来，推翻了已有的工会和社会主义组织。

第三，伤亡人数逐渐上升，军事行动陷入僵局，交战各方不知是该奋战到底还是通过协商缩短战期。

社会主义者是最重要的反建制运动群体，特别公开地表达了这些疑虑。

战争的这些对社会主义者在不同方面的组合和影响，因国家而不同。

在战前，政权的合法性以及战时国家动员最广泛的地方，比如英国和法国，社会主义者对战争的潜在反对最为温和。

在这两个国家中，由于政府有效地让平民可以得到世界粮食供应，战争对工人的经济影响不如其他地方那么严重（尽管仍然很突出）。

在德国，更严酷的经济条件和更有争议性的政权，在战争期间演变为军事威权主义，导致更大的不满和社会主义的反对。

在1917年4月，这些社会主义反对者分裂成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

然而，大多数社会民主党成员是战前第一国际的最大派别，仍然保持强大的力量，并且仍然以某种形式效力于国家。

它出现在像意大利这样的国家，特别是俄国，战前狭窄的国土及其与社会（特别是工人阶级）之间微弱的调解关系，已经因受到战争的残酷经济和军事影响而变得不稳定。

对战争努力的反对意见最大，社会主义者对战争的敌意最为强烈。

对于所有这些差异，到1917年，大多数参战国普遍存在疲惫感，罢工、抗议和叛乱不同程度地表明了人们对和平的深切渴望。

和平与革命，1917年2—9月

和平，不亚于战争——通过世界战争的经验为社会主义者取得了新的重要性和意义。

1914年12月，年轻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卡尔·李卜克内西拒绝投票支持战争贷款，这一举动立即得到了国际知名人士的欢迎。

到1915年初，大多数欧洲社会主义政党中都有少数声音和许多工会运动开始质疑支持战争的正确性并寻求方法结束战争。

由于在阶级和人道主义方面对战争的敌意深深植根于战前第二国际的价值观，至少恢复国际精神来反对战争是合乎逻辑的。

第二国际常设局（在德国入侵时从比利时迁至中立的荷兰），因支持国家力量的主流社会主义者的敌意而濒临瘫痪，因此中立的社会主义者虽是非正式形式，但实际获得了领导地位。

温和的荷兰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以及更激进的瑞士人和意大利人组织了国际会议。

特别是来自法国和德国的持异见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会会员，以及流亡的俄国社会主义者（包括列宁和托洛茨基），以及来自中立国家的侨民，在两个不起眼的瑞士村庄，齐美尔瓦尔德（1915年9月）和昆塔尔（1916年4月）聚集，共同抗议战争。

决议案的论调取决于两次会议均保留了传统的战前马克思主义思想，这次战争被看作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产物，国际劳工和社会主义联盟才是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正确道路。

只有革命能够彻底结束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结束战争本身。

但是和平才是最终的目标，而不是革命。

尽管这两个术语在语义学领域是和谐共存的，但它们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

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强调赢得和平的重要性而不是赢得革命（除了少数由列宁起草的宣言）。

尽管在1916年的昆塔尔再次强调了和平的重要性，和平自始至终都是首要目标，为无产阶级革命最终胜利开辟了道路。

列宁是改革的先锋，1914年，他认为旧有的第二国际已经瓦解，便逐渐开展了一项政策：将坚定的改革分子挑选出来，这其中包括中立的人们，从而使和平服从于革命。

但是，强调和平而非强调流行于社会主义和贸易联盟的革命是本末倒置的。

社会主义和贸易联盟在精神上以及事实上对抗了战争，它在战前的国际社会发挥了巨大作用，并在社会主义的言论中不断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