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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记忆与这场伟大的战争（第4页）

在安详的秩序与光荣的鲜花下，诗人艾德蒙·布兰敦受到了启发，称英国与帝国的坟墓为“崇高行动的诗歌”

，而这场战争则是“死者通过光辉的事迹诉说与世人的文字”

。

法国的米其林公司和英国的百福旅行社等公司曾尝试在战后立即将战场变成旅游景点，但收效甚微。

但是慢慢地，游客们开始去寻找他们挚爱之人的长眠之地。

这种朝圣活动在1928—1929年大萧条前夕达到了顶峰。

1928年夏季，英国退伍军人协会组织了一次伊普尔朝圣之旅，有近1.5万人参加。

为失踪者准备的蒙宁门纪念碑游客留言簿，在7月收集了8000多个签名，在8月份又有近1.5万个签名。

德国人原本被禁止进入法国和比利时，后来这一条令改为“不鼓励访问”

，但自纪念碑竖立后，也有德国人开始来到这里。

官方的讲话都开始重申战争的道德目的：协约国是通过责任与牺牲以维护自由和尊严；而德国方面，正如兴登堡将军1927年在坦能堡战役纪念碑落成时的献词中所说，即“保卫祖国”

，“我们怀着单纯的心行军……用纯洁的双手进行战斗”

。

包裹着战争与亡者的是一层虔诚的盔甲。

战争文化

人们在哀悼的同时，为了保持理智，也在像吉卜林一样试图遗忘。

罗伯特·格瑞夫斯和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曾约定，不再讨论这场战争。

前军官兼考古学家斯坦利·卡森也有着同样的看法：“我们都对战争闭口不谈。”

军团的历史都被记录了下来，同时也出现了回忆录和一些怪诞的小说：如阿兰·赫伯特、查尔斯·爱德华·蒙塔古、恩斯特·荣格尔、罗兰德·道格拉斯、R.H.莫特拉姆和爱德华·艾斯特林·卡明斯。

荣格尔在德国备受喜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在《钢铁风暴》中赞颂了原始的暴力，这本书于1920年首次发表，很快就增版印刷，一次印刷了5000～6000份，但仍供不应求。

厄内斯特·雷蒙德的《诉于英格兰》描写了战争的浪漫，于1922年首次发表，它在20世纪20年代间也是每年都在印刷，但是印刷的数量要少一些。

美国人都在期待一战的小说，一个能用恰当的荷马视角来看待一切的小说。

但是出版商除外，当图书企业遭遇10年期的大规模失业问题时，那些关注利润的人认为公众对战争并不感兴趣，公众审美倾向的数据也肯定了这一观点。

1927年8月，英国30万电影观众接受了一次民意调查，他们对战争电影甚至是历史电影都毫不感兴趣。

伪装成社会戏剧的多愁善感的情爱电影才是他们的最爱。

那一年中以“爱”

为名的电影多达22部，其中有《沙滩情缘》《爱在十字街口》《贝蒂·彼得森的爱》，甚至是《嗜血的爱》。

战争结束后的前十年中似乎没有什么时间来看一本书。

电影院、汽车、飞机——各种令人兴奋的事物和热闹的活动似乎都要比读书这样古怪的消遣更为可取。

大众文化掀起了新的**。

似乎受到美国和其他前线国家的影响，许多令人兴奋的新东西涌进人们的生活——像是节奏鲜明的爵士乐，畅饮松子酒的前线女郎，还有查尔斯顿舞。

年纪大的人为这些图像、声音和语言感到震惊。

年轻人和老年人都将这种新道德以及高度追求感官享受归因于战争的影响。

战争的那些物质景观正在恢复，前往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前战区更加容易，坟墓成了西部战线上的主要旅游地。

与此同时，许多退役军人认为自己正在失去曾经的战争。

不仅是时间破坏了战争，多愁善感、粗俗与无知也是帮凶。

格哈德·申克是一名德国人，他在1927年前往佛兰德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