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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非洲概念（第9页）

的进程确保了社会和谐，并因该区域各民族，包括索宁克人（Soninke）、马林克人（Malinke）、班巴拉人（Bambara）和其他民族所共有的一系列象征性的核心价值观而得到巩固。

在这些价值观中，最突出的是当地村庄社区（kafu）的自治和神秘力量（nyama）的概念。

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融合成了曼德文化[1]，为世人所知。

麦金托什把这种深厚的文化积淀称为帝国传统。

曼德文化群体的北部分支——索宁克人统治着加纳王国。

从曼德中心地带到南部兴起了另一个分支——马林克人。

13世纪，马林克人推翻了加纳帝国，建立了新的统治体制，即马里王国。

为了重现帝国传统，历史学家可以求助于考古记录之外的其他资料：北非旅行者和地理学家的记述、当地写的阿拉伯编年史（ta’rikh），以及曼德人自己的“古老语言”

（kumakoro）。

换句话说，在公元第一个千年末期，史前阶段开始逐渐成为历史。

然而，与中世纪欧洲、印度或中国在同一时期产生的大量文字记录相比，这样的资料来源少之又少，而且支离破碎。

此外，这些资料还给历史学家带来了解释问题。

例如，过度依赖穆斯林游客和编年史作者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早期人们强调外部因素（特别是跨撒哈拉贸易和伊斯兰教）在国家崛起中所起的作用。

土著人口述传说的应用有助于纠正这种失衡，但这也存在问题，因为大多数口述内容直到20世纪才首次被记录下来，比如曼德文化最著名的知识宝典——长篇史诗《松迪亚塔》（kumakoro）。

这是一首由口头传说艺人（马林克人称其为“jeliw”

或“griots”

）精心制作的荷马式史诗，它讲述了松迪亚塔·凯塔（Sua）如何征服苏苏（Soso）巫师——苏曼古鲁·坎特（SumanguruKante）并创立了马里帝国的故事。

图6　反抗帝国的传统。

图阿雷格骑兵手持剑、长矛和盾牌，穿着他们著名的靛蓝长袍，带着头巾。

1906年由埃德蒙德·福捷摄于廷巴克图。

图阿雷格联盟几十年来一直抵制法国对撒哈拉地区的征服（中间的人物可能是1913年领导攻击廷巴克图法国军事哨所的酋长），并在20世纪80年代再次起来反抗已经成为民族国家的马里

1100年后，古詹纳开始衰落，到1400年，这个城镇已经被遗弃。

其原因尚不清楚，不过这确实是一段气候不稳定和自然环境恶化的时期——这些因素也助长了新力量的释放和冲突，最终导致马里的崛起。

到了15世纪，马里也在衰落，继位纠纷、游牧民族的渗透以及东部对手桑海的崛起削弱了马里的实力。

随着帝国统治的瓦解，地方自治得到了重新确立。

换言之，当国家改朝换代时，社会依旧得以延续。

然而，帝国传统远未结束。

公元第一个千年“公民社会”

表面上的和谐，与过去四个世纪该地区所陷入的暴力和经济衰退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过去四个世纪里，一系列掠夺性的国家缔造者竭力将自己的专横权力强加给当地社区。

首先是摩洛哥的征服者，他们在1591年穿越沙漠战胜了桑海帝国，而后相继是塞古（Segou，17世纪）——班巴拉国王、瑟库·阿马杜（SekouAmadou）极端的伊斯兰神权政治（1818—1862）、乌马尔·塔尔的图库勒帝国（Tukulor，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法国殖民政府（1893—1960），最后是它的后殖民继任者——中央集权的马里共和国（被军队统治了几十年）。

重现政治叙事一直是历史学中比较容易的部分。

但在政治叙事的背后，隐藏着更多难以捉摸的个人斗争和社会生活的历史，它们只是匆匆地出现在历史记录中。

恢复和重现非洲历史的挑战就在这里。

[1]　曼德文化，主要指母语为曼德语的非洲国家形成的文化，它起源于马里帝国，向东延伸到布基纳法索，向西到几内亚、塞内加尔、冈比亚和几内亚比绍，向南至塞拉利昂、利比亚、科特迪瓦和加纳。

（本书脚注皆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