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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非洲过往 历史之源（第9页）

然而，归根结底，书面文献来源对恢复该大陆的过往和对世界任何其他地区的过往一样重要。

证据的可用性和性质决定了哪些历史是可以写的，哪些是不能写的。

因此，从战后非洲现代史的先驱们第一次涉足档案以来，总的来说，书面文献的数量和范围已经显著增加，这一点很重要。

随着原始文献数量的增加，人们对它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

外界对这些记录的重新评估，尽管凸显了它们的缺陷，却也凸显了它们的价值。

现代评论已将用欧洲语言和阿拉伯语写成的旅行文学中的一些文本定义为其他著作的汇编。

但它也表明，其中仍有许多独特的、亲眼所见的记述，这些记述出自那些在非洲生活过很长时间的人之手，他们对当地的文化、政治，有时甚至是过去发生的事件都有真知灼见。

同样，曾被许多人视为文化帝国主义者和殖民征服推动者的传教士的记述，现在被视为对宗教皈依和文化变革复杂过程的重要洞见。

此外，还有奴隶贸易遗留下来的文件。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最近建立的跨大西洋奴隶航行数据库（见第四章）中收录了大量关于非洲人的文章，而且这些文章可能是最有价值的。

在前帝国主义国家和非洲国家的国家档案馆内，几乎所有殖民统治时代的官方记录，现在都开放供查阅。

这些消息来源也被认为没有想象中那么偏颇和被种族傲慢所破坏：相比单调的帝国霸权主义，更多的是不和谐的声音。

这些声音中有许多是非洲人的声音，是那些使自己适应殖民统治的人的声音，也有与殖民统治做斗争的人的声音，包括一些妇女的声音、穷人的声音，甚至是奴隶的声音。

广受欢迎的“非洲之声”

经常生动地出现在大量的法庭记录中——长期以来，法庭记录被认为是世界各地社会历史学家的重要资源。

这些法庭记录包括由非洲土著法学家实践的所谓“土著法庭”

的诉讼程序，如1880年至1960年桑给巴尔法庭实施的程序（阿拉伯语）。

批判性地运用想象力文学还可以缓解非洲传记和自传相对匮乏的状况，帮助充实许多资料中原本单一、平面化的男性和女性形象。

例如，尼日利亚诺贝尔奖获得者沃莱·索因卡（WoleSoyinka）的三部曲《阿克》（Ake，1981）、《伊萨拉》（Isara，1990）和《伊巴丹》（Ibadan，1994），在家族文献、作者和其他人的个人回忆，以及诗意的想象力和戏剧性的动感画面基础上，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动**的殖民时期和后殖民时期无与伦比的家族史。

没有比南非小说家彼得·阿布拉罕斯（PeterAbrahams）的《为乌多莫（Udomo）献花圈》（1956）能更好地描述20世纪中叶伦敦年轻的非洲民族主义者的艰苦生活，这些人最终领导自己的国家走向了独立。

文学和造型艺术一样，既是历史变迁的反映，又是历史变迁的组成部分。

从消极的方面看，许多非洲档案都处于糟糕的状态。

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历史被视为国家建设的重要方面，但现在，无论是值得称赞的还是自私自利的政治家和公务员，往往把历史看作是一种不必要的奢侈品。

保存旧文件、信件、报纸、地图、照片、新闻胶片等，费用昂贵，而且常常被忽视，使得许多收藏品只能任由热带气候和昆虫种群破坏。

此外，在某些国家，新国家文件的加入和编目工作也停滞不前，导致它们的档案基本上仍然只是殖民统治的记录。

如果这些档案文献被当地几代历史学家使用，它们可能会得到更有力的保护。

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经济衰退和政治动**时期，许多非洲的大学也遭遇了财政上的困难。

在最严重的国家坍塌和基础设施崩溃的情况下，过去的大量记录仍然存在消亡的危险。

但如果以这种方式结束，那就太悲观了。

当然，在20世纪扫盲范围扩大之前，我们经常被阻止接触个别男女的经验以及如何理解这些经验。

缺乏证据继续使历史学家倾向于本质主义，以及对大量人的思想和感情进行概括。

然而，许多文献集仍然未得到充分利用，而其他文献则继续被发现。

例如，北非和土耳其的档案中有大量关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被忽视的资料，而廷巴克图的艾哈迈德·巴巴历史文献和研究中心（AhmadBabaHistorientatiore，建于1973年）现在有大约20000本当地撰写的阿拉伯语文献，这些文献重申了这座位于撒哈拉边缘的古城作为学术和学习中心的作用。

在非洲进行历史研究是一项真正的挑战，但是来自非洲大陆和其他地区的新一代学生还在继续发掘这样的新资料，并重新阅读旧资料，追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