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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想象未来重建过去（第2页）

1944年起，渴望在战争失败的创伤后夺回对帝国的控制权的法国，与殖民地建立了新的宪法关系，这是第一次强调经济和社会进步，但也肯定了“法国联盟”

的团结。

图24　高等教育。

1947年，一名学生在尼日利亚拉各斯的亚巴学院图书馆学习

在巴黎举行的选举中，非洲代表逐渐扩大了自己的选举权，其中包括塞内加尔诗人及黑人运动的联合创始人利奥波德·森古尔，以及医生菲利克斯·霍普-博伊尼（FélixHouphouёt-Boigny）。

博伊尼是科特迪瓦非洲可可种植者的拥护者。

1946年，霍普-博伊尼提出了最终结束法兰西帝国强迫劳动的立法，而塞内加尔律师拉明·盖耶（LamineGuèye）提出了结束公民（s）和臣民（subjects）之间法律区别的立法。

法属北部、西部、赤道非洲和马达加斯加岛上的广大领土上的居民终于摆脱了令人憎恨的“土著”

（indigénat）身份，他们现在都是“公民”

，但他们是中央集权和复兴的大法国的公民。

1947年，马达加斯加的农民起义威胁到法国的统治时，法国的反应是残酷的。

大约10万马达加斯加人在镇压叛乱的战役中丧生，这是对殖民征服时代的血腥提醒，也预示着解放战争的来临。

尽管1947年失去了印度帝国，英国仍然急于恢复其大国地位，它动员殖民地生产，以重建其支离破碎的经济。

与法国相比，南非在宪法改革方面采取了在开始之初更为犹豫的不同路线，它计划扩大非洲在地方立法机构的代表权，并将正在崩溃的间接统治体系转变为更加民主的“地方政府”

。

然而，正是非洲发生的事件推动了变革的步伐。

1948年2月，长期以来被公认为英国“模范”

非洲殖民地的黄金海岸，受到城市骚乱的冲击，导致带有严格限制的改革计划流产。

按照调查委员会的建议，伦敦殖民办事处承诺走一条走向黄金海岸自治的道路——这正是英国对这场政治危机的反应。

激进的反殖民煽动者夸梅·恩克鲁玛（KwameNkrumah）很快抓住了这一政治主动权。

恩克鲁玛从较为成熟和精英主义的非洲政界人士中分离出来，成立了自己的大规模民族主义政党。

到1951年，魅力超凡的恩克鲁玛被选为“政府事务领袖”

（实际上是总理），他对完全独立的大声疾呼鼓舞了非洲各地新兴的民族主义者。

黄金海岸的统治者在危急时刻交出了对政治改革进程的控制权，这种模式在随后几年中的整个非洲大陆都得到了重现。

让步遭遇了更多的要求。

在新兴的冷战背景下，殖民大国的当务之急是确定和培养“温和”

的非洲伙伴，以阻止更激进的行动。

后者对殖民控制构成直接挑战，如1947年马达加斯加的武装起义、1952至1956年肯尼亚的“茅茅起义”

、1956至1958年喀麦隆的武装起义以及1954至1962年阿尔及利亚的武装起义，这些武装起义遭遇的结果是激烈的镇压。

在欧洲统治者和殖民者看来，茅茅起义是部分混乱、“有害”

的非洲人的非理性暴力行为的爆发，而肯尼亚历史学家对茅茅起义进行了极为复杂的分析。

这场冲突被认为是无法解释的，在当今非殖民化的史学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与此同时，各种肤色的非洲政客都需要确立自己的民意合法性。

与上一代亚洲民族主义者一样，大多数人都是受过西方教育的城市“中产阶级”

，来自受益于殖民时期机遇的社会群体。

他们的任务是“占领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