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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罗马的扩张（第3页）

奥古斯都时代的李维之后有希腊史家阿庇安（Appian），此人对罗马的战争记述颇多。

跟阿庇安同样著名的还有普鲁塔克（Plutarch），但他的《平行传记》（Lives）主要关注点在于人物的个性。

关于恺撒的征战，我们有恺撒本人的《高卢战记》（entaries），但恺撒往往并不实事求是。

此外，西塞罗（Cicero）的演讲与书信集对于我们了解作者所处的时代以及之前的时代亦很有助益。

（更完整的罗马史家介绍见后面第十章。

）

文献史料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其他史料的补充，在希腊世界尤其如此，因为这里有勒石记录文献的传统；而在西部，铭文不如东部普遍，而且材料通常是可能被回炉的青铜。

在所有地区，以上述方式偶尔幸存下来的史料一般只有片段，不过新近的发现已在很多方面改变了我们的看法。

意大利某些地方的考古发现向我们展示了公元前2世纪当地自给自足型农业如何让位于面向市场的大地产奴隶劳动，并记录了这些相对发达地区海外贸易的增长。

但并非意大利所有地区都被详细研究过，也并非所有意大利地区都具备详细研究的条件，在意大利以外，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地中海西部地区。

此外，不少古代贸易活动现已无迹可寻，陶器和大理石固然能保存下来，但奴隶、谷物、鱼干和香料呢？的确，我们知道从公元前2世纪早期开始，意大利中部西海岸地区就把黑釉面陶器出口到高卢和西班牙，同时出口的还有越来越多的双耳细颈瓶（amphoras）或酒瓮。

据估计，从公元前150年至共和国结束，输入高卢的器皿可能高达40，000，000件。

此外还发现了一些从东部驶往罗马的沉没船只，一些当时的新旧艺术品也重见天日，它们主要是雕像，表面的颜料已经剥落。

某次发现的古物中，除古老的希腊铭文外，还有一件复杂的天文学装置。

最后是钱币学史料，比如窖藏的钱币和其他被发现的钱币，它们帮助我们逐步确定了希腊罗马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并能反映某些经济状况的变迁。

但与之相关争论依然激烈，例如在几次关键历史时刻罗马走向战争的原因。

罗马帝国主义

争论的核心问题在于：罗马帝国主义是何种意义上的帝国主义？曾有一种观点认为，罗马虽是强国，却并非侵略成性。

公元前3世纪时，除了跟孤悬海外的希腊殖民地马西利亚有着悠久的同盟关系外，罗马与希腊世界少有联系，对东部亦无兴趣。

在汉尼拔战争期间，罗马与北希腊的埃托利亚人（Aetolians）缔约，但在分配联合行动中掳获的战利品时，罗马仅要求得到可带走之物，土地房屋皆留给了埃托利亚人；而且罗马对出兵东部并不热心，只在当地结交了很少的几个正式盟友。

在兼并领土方面，罗马也步履缓慢，例如公元前167年只是在马其顿建立起四个“独立”

共和国。

有的时候，罗马还会回绝他人遗嘱中的领土馈赠，最著名的事例便是公元前1世纪初拒绝接受埃及。

公元前96年昔兰尼加（aica）被留给罗马，罗马则拖延了20年时间才勉强完成接收。

还有更进一步的争论，即历史学家们总是声称罗马发动战争或是为了防御，或是为了履行对盟友的义务并维护自身信用（fides），因此依照“正义战争”

（bellumiustum）的理念，罗马不得不发动一连串自卫战争或者出于义务援助盟友。

有时罗马自以为受到威胁的想法可能仅是错觉，公元前200年腓力与安条克三世之间真的存在秘密协议吗？公元前1世纪70年代珀耳修斯真的在积极备战吗？对此类说法一向有争议，我们也不能确定罗马是否如是想。

罗马的担忧如果是错误的，这类错觉就表明了罗马对外部世界的无知。

波利比乌斯相信罗马一直谋求统治世界，但这只是一种希腊理论家的看法，可能是受到修昔底德有关雅典帝国主义论述的影响，也可能是受到亚历山大功业的激发。

波利比乌斯笔下的历史就跟他自己的普遍性解释自相矛盾，因而他的观点已被摒弃。

另一种有争议的看法是，罗马的行为很少出于经济动机。

罗马的政策由元老们制定。

而根据公元前218年的克劳狄乌斯法（LexClaudia），元老不能拥有超过一定大小的船舶，也不得参与利润丰厚的公共商业合同，其中包括供应军需和按时征收行省税赋。

无论如何，当时罗马人认为这类活动比较卑下。

元老院与合同承包商之间的关系很快就趋于紧张了。

包税人（publii）成了富裕阶层的主体，后来被称为骑士阶层（equites），而元老院是反对骑士利益的，比如公元前167年后元老院下令关闭马其顿一些矿场，以防止包税人开采牟利。

此外，还有许多商人（ores，意为“事业家”

）从事贷款、银行、贸易以及农业，我们通过文学作品和铭文史料得知，这些商人在公元前2世纪时已定居于地中海世界各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