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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希腊 古典时代的历史（第11页）

在西西里的叙拉古，大约在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之时，僭主狄奥尼修斯一世在斯巴达的帮助下建立了自己的势力。

我们不由得再次怀疑这是否是来山德的手段。

根据普鲁塔克所写传记的前面一个章节所描述的，来山德曾作为使者访问过狄奥尼修斯一世。

这让叙拉古的母邦科林斯大为不安，尤其是斯巴达帮助过的僭主中还包括一位被科林斯人神秘地描述为“领导人”

的叙拉古人。

接下来是南方的问题。

来山德另一个确证访问的证据来自埃及锡瓦（Siwah）的阿蒙神谕（oraon）。

来山德的兄弟被称为利比斯（Libys，意为利比亚人），这可能意味着某种家族联系。

埃及自公元前404年起，就在一位本土法老的领导下反抗波斯。

来山德很可能在埃及做了与在叙拉古所做的同样的事情，支持并且以某种义务为条件扶持了一个新的临时势力。

当然，狄奥尼修斯和这位新法老都对来山德表示了报答之意，即在科林斯战争中给予斯巴达以切实的海军支持。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直接涉及波斯的东方。

公元前404年以后，斯巴达对东方的介入是在居鲁士的秘密帮助下完成的。

现在，在对新国王（居鲁士的兄弟）的反叛中，有色诺芬的10，000雇佣军——这支军队得到了来自斯巴达的官方支持，这也是亲斯巴达的色诺芬在其《长征记》中记载这次远征时强抑痛苦的一个原因。

在一些爱奥尼城市呼吁后，斯巴达在亚洲反对波斯的行动变得更加公开。

公元前400年—前396年，斯巴达派遣了一系列远征部队，最后一次实际上由新即位的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Agesilaus）领导，纵横安纳托利亚并在此作战，直到科林斯战争（公元前395年）爆发才撤回。

即便是一次海上的失利也不足以阻止斯巴达对亚洲的野心——公元前394年在奈达斯（idus）遭受雅典舰队指挥官客蒙领导的波斯战舰的重创。

公元前392年，客蒙和一个波斯总督洗劫了斯巴达的海岸线——这就导致了长久以来希洛人反叛可能性的上升，希洛人当然乐于看到斯巴达的敌人如此逼近。

经过几年断断续续的战斗，最终达成了《大王和约》（King’sPeace，公元前3876年），决定小亚细亚属于波斯，而希腊应该“自治”

。

公元前392年—前3876年间的拖延，部分原因是为了拖垮雅典、使之屈服，但是主要原因是波斯国王对斯巴达的敌意——因为斯巴达在公元前400年支持过居鲁士。

《大王和约》使得斯巴达不仅可以随心所欲地攻击如曼提尼亚这样的邻邦，而且能够再次向北方扩张。

公元前383年，它袭击了卡尔基狄斯（Chalcidice）的奥林托斯（Olynthus）。

但是在北进的途中，斯巴达指挥官弗比达斯（Phoebidas）被一个亲斯巴达的派别邀请进了忒拜的大本营卡德美亚（Cadmeia）并占领了这里。

这种四处侵略，被虔诚的色诺芬认为——就他对斯巴达所有的同情心而言——是一种神谴的疯狂，因此斯巴达人理所当然地招致了希腊世界的普遍反感。

于是，当一些被放逐的忒拜人于公元前379年光复他们的城市之时，得到了雅典的援助。

利用这种反斯巴达的氛围，或许还有因参与当前的忒拜事件而产生的对斯巴达的恐惧，雅典人现在（公元前378年）集结了所有的盟邦，即第二次雅典海上同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与忒拜的结盟。

就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新的同盟力求避免公元前5世纪帝国那些令人憎恶的行为（贡金、驻军、征地）。

然而即便如此，其他盟邦也没有匆忙加入。

直到新的同盟在爱琴海的纳克索斯（Naxos）对斯巴达进行了一次卓有成效的阻击（公元前376年），才引来蜂拥而至的入盟。

雅典的新地位被认为是《大王和约》在公元前375年的复兴。

雅典雄鹰再次翱翔，尽管它已经远非昔日那只雄壮威严的大鸟。

虽然有公元前377年的承诺，这一时期活跃的海军战役还是不得不由“捐献”

——只是公元前5世纪曾有过的贡金换了一个名头而已——的资金来支付。

我们第一次听说这种捐献是在公元前373年。

同一年，有证据显示，雅典第一次在扼守西部希腊的凯法利尼亚（ia）岛上驻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