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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古典时期的希腊哲学（第11页）

他相信，有一些东西具有形而上学的基础性，它们独立于、基础于且也能解释其他东西。

这一观点也经历变化。

在通常被看作是早期作品的《范畴论》（Categories）里，具体的个人，如苏格拉底和考瑞克斯（Coriscus），就符合上述条件，并被称为“第一实体”

（firstsubstances）。

在《形而上学》里，特别是在那些难以理解的核心卷目里，实体似乎不是个体而是其形式；鉴于形式还有其他形而上学的作用，于是，出现了无法清楚解决的难题。

对于亚里士多德在此处的观点，有多种解释和评价；相比其著作的其他部分，这里更为明显地指出，他最关切的是找到难题的根源，而不是为最初提出的问题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

有一点他从未动摇过：反对柏拉图“理型”

（或数字或其他抽象的物体）——这一理型被认为独立存在于这个世界之外，可以看成是与我们所处世界的分离。

要了解这个世界，理型是至关重要的。

亚里士多德认为，将我们与使世界变得可以理解之物割裂的理论，一定是错误的。

亚里士多德将大部分哲学精力投入对社会中的人以及社会生活的各种现象的研究。

有时是柏拉图已抨击过的行为，比如戏剧和艺术。

在《诗学》（Poetics）里，亚里士多德关于各种文学类型细致而复杂的理论，可谓将它们从柏拉图毫无必要的过分抨击中拯救出来了。

但大部分情况下，他直接就把柏拉图拿过来用——其中一项就是柏拉图晚期对话中对社会的重要研究。

有若干作品被编纂成现在的《政治学》（Politics），还有三部关于伦理的著作，《尼各马科伦理学》（Nia）、《欧台谟伦理学》（Eudemiahics）和《大伦理学》（Magnamoralia）。

（前两部之间的关系未有定论，第三部著作的真实性也存在争议。

）通过阐明当时的政治分类，亚里士多德加深和推进了柏拉图在后期对历史的研究：他组织了大量对希腊城邦政体的历史研究[其中《雅典政制》（stitutionofAthens）得以保留至今]，并使对体育胜利者的重要公共记载在年代顺序上有了改进。

他关注点的分布，准确地反映了我们在物理学著作里的发现：全面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但常常需要清晰的理论指导。

（历史学家对他著作的评价差别很大，取决于他们对自己学科的概念有着怎样的理论水平。

）亚里士多德不是出于历史的考虑才对历史产生哲学上的兴趣，正如我们从《诗学》中一句插入语那里看到的那样：诗歌比历史“更具有哲学性，也更重要”

，因为它不关心纯粹的残忍事实。

但哲学家仍然能对历史和人类实践活动的其他形式进行有益的分类和分析，尽管是偶然的和特殊的。

尤其是《尼各马科伦理学》，理所当然地吸引了持久而细致的关注。

因为在书里，实践生活问题——卓越、最好的生活，实践推理——都进行了某种美好而适当的、严格和抽象的分析。

例如，“美德在于中庸”

的理论，展现了我们行为意向的结构，并对它们做了澄清，同时却没有使它们成为过于简单的人工模板。

在实践的推理上，很少有哲学家能对这个话题说出既真实又发人深省的观点，而亚里士多德的论述无疑是这个领域内最好的。

它为我们展示了看似混乱的日常思考的结构，却没有难以置信地把我们对行为的所有推理简化成关于如何到达固定目标的计算形式。

解释而不是拒绝表象的工作，在这里达到了最可理解和至今依然相关的形态。

伦理学著作尤其以一种愉快的方式，展现了亚里士多德为阐明某个主题而给出解释、从而运用适当方法的天才般的能力——以这种方式阐明，也并没有使我们疏远了主题的最初观点及其引发的困难。

很快，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进行对比、并且宣称他们的“体系”

在各方面都彼此敌对，成为一种标准。

（只有小部分人认为，他们只是对同一真理有着不同的研究方法。

）他们之间的确有明显的差别，从他们的风格开始——但是概括性地总结他们的风格并不容易——如果我们对柏拉图后期对话给予应有的关注，并且牢记他们在阿卡德米学园共同度过了漫长的哲学生活的话。

柏拉图在整个古代一直保有广泛的吸引力，部分是因为他的文采，部分是因为在中期对话里，他吸引了我们中间那些喜爱令人兴奋的概括的人。

尽管柏拉图的描绘更为生动，但亚里士多德所关注的却没有失去日常经历的复杂性和精妙之所在——然而这只能以艰苦细致的工作为代价，也无助于著作的普及或文学的魅力增加。

特别典型的是，亚里士多德关于灵魂或普绪喀（psychē）的讨论，在《论灵魂》和其他著作对人和动物的心理学研究中表现得十分细致，以及在对这些著作的理论推理中也颇具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