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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古典时期的希腊哲学（第6页）

在后期对话中，我们发现，尽管柏拉图继续宣称知识需要理性的基础，却似乎对中期对话失去了信心。

这一主张从来没有被明确地反对或替代，但是也没有再被使用过。

柏拉图关于知识的最后思想是没有结论的——在杰出的对话《泰阿泰德篇》中，柏拉图没有给出知识的模式，相反在最后变成了去询问什么是真正的知识；并且正如此后的很多问题一样，针对这一询问的答案始终模糊不清。

但是，《理想国》的模式普遍存在于对柏拉图的解释中，一部分原因是它令人印象深刻，尽管它含糊不明且从来没有被精准使用；另一部分原因是，它很自然地与模糊的、却也让人印象深刻的实在（reality）携手同行，与知识相应的正是实在。

早期对话中，对话者所缺少的知识，是对所有存在疑问的美德基础的掌握。

他们不能作出“解释”

，而这些解释将界定构成各种道德现象的真正本质，它们也将解释和更正我们的日常信念。

有理解力的人之脱颖而出，就是知道对于勇敢、美、正义或所有正在讨论的东西，什么是真实的和客观的。

这就是柏拉图称之为（非技术性的，也有各种词汇）“理型”

（Form）的东西，是类似于美德之类的属性的真正基础；只有那些思考过和推理过的人才能掌握，而那些盲目地为自身经历争辩却不反思的人，是得不到的。

知识越来越被看成是系统化的纯粹推理，与之相应的是，理型也被认为是纯粹思想的客体，以一种神秘的方式与我们的经验相分离。

人们常说，柏拉图有一套关于理型的“理论”

，这一理论甚至支配着他全部的工作。

事实上，理型很少出现，也一直以非技术性的方式被讨论；它们回应各种需求，这些需求从来没有被系统地组织在一起；它们只是在早期对话和中期对话里非常突出，朝着永远宏大且包容一切的形式概念方向不断发展。

它们是纯粹思想的客体，因此与我们的经验分离。

然而，它们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激励我们去掌握它们，使我们脱离对日常生活的关注。

在《斐多篇》《会饮篇》《理想国》和《斐德罗篇》里，柏拉图对这种思想进行了著名的诗性表达，即我们的推理部分会趋近理型，既经过严格论证，也通过一种神秘的交流。

而且通过比较我们发现，余生是毫无价值的，仅仅是一种消遣。

如果我们问“什么是理型”

？我们会得到各种各样的回答。

它们是知识的对象（所以，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也是推理对象）。

最主要的思想是，理型F是具有F属性（quality）东西的本质，这是最能论证理型的证据的核心，它以多种方式不断地重现（《斐多篇》74—6；《理想国》475—80，523—5）。

当我们提到经验中那些正义或平等的东西时，出于各种理由，比如应用不同的标准，我们能平等地为这些东西赋予彼此对立的属性。

据说，上述可能性显示出，在我们的经验里，有的事物不美但是也不丑，有的行为不正义但是也不是非正义。

所以（除非我们推理说，即这些术语的使用一直与某些标准相关，但柏拉图从未这样做过），如果对立面的可能性没有在我们的经验里应用的话，那它们也不能被应用。

然而只有理型，理型F在本质上是F，从来不会是非F，在我们的经验中，F的事物或行为“分有”

（在我们能正确地称它们为F的范围内）同时也“缺席”

（在我们也能说它们是非F的范围里）。

这一论证仅适用于有对立面的术语。

所以，当它服务于早期对话中柏拉图所运用的术语时，比如“正义”

“美”

和“平等”

时，就不会显示出存在着方形或三角形的理型，以及诸如像人或桌子这样的物体的理型。

柏拉图是否曾严肃地认为，这些东西应该也有理型——这一点还存在着争论。

如果他是这么想，那么动机是什么？在《理想国》第10卷里，我们找到了著名的“床和桌子”

的理型，但是在《巴门尼德篇》（130b—d）里，年轻的苏格拉底却说，他甚至连各种物体是否有理型也不确定。

柏拉图也从未触及另一问题的根本：鉴于上述论证，为什么他下结论说，它们只是好事物的对子的理型，而不是丑、非正义等其他东西的理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