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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古典时期的希腊哲学（第7页）

大多数情况下他忽略了这些，尽管在一个段落（《泰阿泰德篇》176—7）里，他承认存在着邪恶和否定的理型，邪恶和傲慢的人则是该理型的表征。

在我们的经验中，属性一直受对其对立面的可能的应用的影响。

作为属性实质上的承担者，理型的作用就解释了它们的部分用途，例如，在《斐多篇》（第100节及以次）里，它们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经验中的事物具有其特性。

但某些理型的作用并不明确，例如，有时它们被认为是稳定的和不变的对象，与我们经验中不断变化的对象截然相反。

不过，我们偶尔会发现理型成为物体的模式。

最重要的是，理型与假想的具体物体拥有某些特性的缺陷方式形成对照；但有时，则是对象或行为的类型提供了这一对照。

然而，有时它们与具体对象本身形成对照——后者的缺陷被认为是变化，或者甚至是它们有很多个而不止一个。

囿于对话的形式，柏拉图从未说过关于理型的哪个论点是最基本的，以及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

由于论点和讨论的背景在程度与结果上差别过大，理型的基本动机是什么，始终没有弄清楚；理型的范围、它们主要反对的对象（细节、类型、特性的体现）是什么，也都没有弄清楚。

理型的“理论”

根本就不是一个理论，只是想象着把我们在不同文献中看到的不同观点整合起来，却没有机会回答关于理念总体结构的问题。

该“理论”

吸引了对上述问题毫不关心却能在想象中进入其精神的人。

但就是在以下这些人当中，也发现这个理论引人入胜：他们想追究上述问题，并且想看当严密组织这些问题时，是否有一个融贯的理论存在。

在这些人中，亚里士多德是最重要的一位。

他在《论理型》（OntheForms）中对有关理型的不同观点及解释做了区分，并总结道，柏拉图没有一个前后一致的理型理论（尽管他发现它们足以激发他提出自己的形式理论）。

在最近的柏拉图研究中，争论最多的问题是，柏拉图自己是否在后来批评了他早期对理型不加区别的接受。

在《巴门尼德篇》的第一部分，年轻的苏格拉底提出了类似于中期对话中的理型概念，却被巴门尼德和芝诺这两个非历史的、纯象征的人物驳得体无完肤。

在其他的后期对话里，有很多论据在事实上批驳了柏拉图早期对理型的使用。

这看起来肯定是一种自我批评，但是柏拉图没有给出明确的训示。

他在热忱信念中暂时统一起来的观念，也就静静地再次土崩瓦解了。

在后期对话里，他的兴趣点已发生转向，于是不再进行雄心勃勃的综合。

后期对话是彼此不相干的作品集，也没有什么吸引力。

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再也看不到强大的总体观念，比如理型或中期对话中的知识模式。

我们发现的是对具体主题细致而丰富的调查，但这些主题不适宜于综合或者进行个别的总结。

哲学家们常常发现这些对话是最有益的——这当然大部分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发现柏拉图已回到传统哲学问题上，而这些都是他在早些时候不屑于讨论的。

（现在这一点就像它们被书写下来时那样真实。

早期对话吸引的是非哲学家，而只有哲学家才能读懂《巴门尼德篇》和《智者篇》）。

柏拉图不仅更加严肃地重视传统的哲学问题——可能这些对话写作的时间正是在柏拉图建立“阿卡德米”

（Academy）哲学学园的时候——更是在这时他开始认为，哲学思想是不能传授的东西，是一项齐心协力的和发展中的事业，而不是强烈的个人洞察力。

随着柏拉图越来越多地涉及宇宙论传统、对社会的研究和对论证的考察，尤其是涉及埃利亚学派的论证，苏格拉底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太合适的、时间错乱的发言角色。

在这些对话里，我们不断发现，早期的不妥协态度得到了修正，柏拉图更愿意讨论和重视他人的哲学观点。

《斐多篇》里的苏格拉底把宇宙论仅仅看成是一个错误；但是在《蒂迈欧篇》里，柏拉图认为它是哲学推理的一部分，并对物质世界提出了他自己的解释（非常怪异）。

在《高尔吉亚篇》里，修辞被愤怒地拒绝了；在《斐德罗篇》里，修辞则是一个优秀的哲学理解能被很好运用的领域。

在《巴门尼德篇》和《智者篇》里，柏拉图对埃利亚派问题的结构和来源给予了细致的关注，他正是曾试图通过雄心勃勃的实在理论来对此做解答。

在《克拉底鲁篇》（具有很多后期对话的特点）里，他讨论了当时关于语言和词义的理论。

最引人注意的也许是，他对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兴趣发生了相当本质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