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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化的遣唐使日本从中国学了什么（第1页）

风化的遣唐使——日本从中国学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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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唐使”

历来作为中日友好交往的象征为人称颂，因为其作用有些像明治初期到欧美考察并大加学习的“岩仓使节团”

，即留学生、留学僧们将唐帝国的文物典章制度带回日本并加以移植，但实际上并未扎下根来，而且其后中日两国走向“尚文”

与“尚武”

的截然不同发展道路。

据浙江工商大学的王勇先生考证，自630年至894年的约260年间，日本共任命过20次遣唐使，其中4次因故停止，实际成行16次。

在16次中，其中3次是送唐客使，1次是迎入唐大使使，真正的遣唐使为12次。

另外，以7世纪末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一般由两艘船组成，乘员约250人左右，后期船只增加到4艘，乘员超过500人。

王金林先生认为遣唐使总人数达5000余人，其中接近半数是具有一定专门技艺的学者。

尽管日本学者强调当时日本没有加入唐朝的册封体制，但赴日的唐使两次，即632年的高表仁和778年的赵宝英，可见唐朝是将其看作朝贡的藩国。

前4次遣唐使如同圣德太子时代一样，争取对等地位，甚至向唐朝示威。

618年唐朝建立，630年舒明天任命最后一次遣隋使犬上御田锹为第一次遣唐使出使中国，623年唐太宗派遣高仁表随日本使节到日本，却因外交礼仪之争“不宣朝命而还”

。

653年，第二次遣唐使在确认日本与百济同盟关系的同时顺访唐朝，结果唐朝“不承认其为正式的使节”

（堀敏一语）。

所以日本在654年重新派遣使团，659年第四次遣唐使“以道奥、虾夷男女二人，示唐天子”

。

接下来的三次遣唐使带有刺探情报的任务，因为663年唐朝、新罗联军在朝鲜半岛白江口大败日本水军，担心唐朝进攻日本。

确实，据《日本书纪》记载，指挥白江口战役并驻守百济的唐朝大将刘仁轨在664年派郭务棕率2000多人的使节团分乘47艘船只赴日本，怎么看也像是追着来打架的。

日本拒绝使节团入境，并在百济移民的帮助下修筑水城、长城、城堡，严阵以待。

同时借口送还使节团，在665年派出第五次遣唐使参加了唐高宗泰山封禅大典。

667年第六次遣唐使中途返回，显然是观察朝鲜半岛的局势。

669年第七次遣唐使祝贺唐朝平定高句丽，承认大唐的册封体制。

690年，日本奉中国正朔，实施《元嘉历》和《仪凤历》，表明“对中华文明的回归”

。

701年，天皇朝廷完成律令体制的主要法典《大宝律令》，同时派出中断30多年的第八次遣唐使，向唐朝报告独自的法令、国号为日本、君主为天皇、年号为大宝等事项。

此时日本的律令体制已经完善，那末其后的遣唐使从唐朝学到了什么呢？

有充分理由认为，即使在盛唐时期，日本的“拿来主义”

仍然是“日学为体，唐学为用”

，不能简单地结论为“从日本减除中国，还剩下什么？”

木下宫彦在《日华文化交流史》中提出：“遣唐使往返时，皆携多数留学生，大概迎送留学生乃日本遣唐使的重要任务之一。”

郝祥满认为，有唐一代，日本大约派遣过200—300名留学生和留学僧中的学问僧，另外还有许多短期进修的请益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