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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是大亨也是导演（第1页）

第十七章是大亨，也是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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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要将他们新成立的多媒体公司梦工厂从梦想变为现实，远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和他的合伙人想象中困难得多。

斯皮尔伯格于1994年提出的，建立“一个由创意和有创意的人驱动之地”

的宏大愿景，那个21世纪的新式制片厂，那个包含各种形式动态影像的高科技、尖端“大本营”

，却遇到了电影界最顽固的障碍。

斯皮尔伯格、杰弗里·卡岑伯格和大卫·格芬发现，他们几乎无法完全独立于好莱坞体系之外。

尽管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斯皮尔伯格在电影大亨的责任与电影导演主要职责间挣扎时，他仍然设法保持了很大程度的电影制作自主权。

运营一家制片厂的无数问题，以及身为亿万富翁名流越来越复杂的生活，是否影响了他作为导演的工作质量？如果是这样的话，矛盾的是，这种影响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是积极的。

斯皮尔伯格喜欢同时处理多项任务，尽管这会让大多数人晕头转向，但他认为这对保持自己的创造力是至关重要的。

“他是个工作狂，喜欢同时进行很多工作。”

格芬这样评价他。

“我一生都在同时处理多项事务，”

2009年，斯皮尔伯格在接受《综艺》杂志采访时表示，“我认为，过去的经验表明，我可以执导一部电影，同时也能与合作伙伴一起监督一系列复杂的开发和制作。”

他补充说，身为7个孩子的父亲，忙碌的家庭生活“塑造了我的职业道德，促使我排好优先事项，这是最好的锻炼”

。

还有一次，他说：“我干这行够久了，已经熟知怎样才能把工作做得最好。

当我只专注于一个项目而忽略其他事情时，往往会失去客观性……我会爱上自己拍摄的每一个场景，会把不是很好的事物想得很美妙。”

他对付自己偏执特质的办法是阅读其他项目的剧本，协助同事完成他们的电影和电视节目。

经营一家制片厂也许是多任务工作的一种极端形式，很少有其他电影人尝试过这样做，即使伟大的恩斯特·刘别谦[1]在20世纪30年代也无法做到，但斯皮尔伯格把这件让大多数人手忙脚乱的事情做得很好。

为了专心建设梦工厂，他中断了3年的导演生涯，这也是他一生中最繁忙的时期，但这个新任务也让他焦虑，分散了他作为电影人的主要精力。

1997年，在经历了些许坎坷之后，他展现出了一股新的创作力，并在接下来的1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一直保持着这种创作力。

作为导演，他再次迎来了职业生涯中最富创造力、最多样和最冒险的时期，不断开辟新的艺术领域。

在这一过程中，他拍摄了一系列不同类型的电影，以反映和审视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的创伤性后遗症，以及乔治·W.布什和迪克·切尼政府对公民自由的压制。

这些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当代问题的电影包括《少数派报告》《幸福终点站》《世界之战》和《慕尼黑》。

没有任何一位美国主流艺术家，能以如此持久和野心的手法处理本世纪头10年的重大事件。

在这些电影以及诸如《勇者无惧》和《人工智能》等被不公正中伤的作品中，斯皮尔伯格一次次将自己的声誉置于危险境地，他冒着艺术风险，不顾意料之中的攻击，制作出了高度个人化、饱含**的电影。

他在2002年说：“现在我正处于一生中的实验性阶段，正在尝试挑战自我的事情。

在我挑战自己的同时，我也在挑战观众。

现在我正往各个方向尝试，只为找到自我，想在50多岁时发现自我。

所以我觉得《人工智能》和《少数派报告》这样的电影对我来说有点实验性。”

斯皮尔伯格愿意拿自己的名誉冒险，这体现了他对于自己的作品的自信；冒着票房失败的风险去拍他坚信的电影，这标志着他过去渴望被人接受的欲望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减弱，因为他已经取得了世界范围内的世俗成功。

在他五六十岁时，他的精力依旧惊人地旺盛，他多面发展并且保持高产，有意赶上好莱坞黄金时代的电影人，比如约翰·福特、维克多·弗莱明和迈克尔·柯蒂兹[2]。

1995年，当斯皮尔伯格获得美国电影学会终身成就奖时，他回忆起当年参加第一届美国电影学会终身成就奖的颁奖典礼时的情况，当时约翰·福特获奖，“他是一位作品总计超过130部电影的艺术家……我必须打起精神来参加。”

到了2003年，一度对斯皮尔伯格颇有微词的影评人已经掉转风头，《纽约时报》的A.O.斯科特写道，他“早就经历了辉煌的学徒期和早熟的成功，成了好莱坞的资深电影人，更重要的是，他还保护了美国电影的崇高愿景和悠久传统。”

从1997年到2010年，作为导演，斯皮尔伯格是如何在参与了数以百计的电影和电视节目的制片或执行工作的同时，完成他自己雄心勃勃作品的呢？他又是如何帮助梦工厂度过一些灾难性的财务危机的呢？

梦工厂花了3年时间才推出了第一部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