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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走向海洋（第1页）

第二章走向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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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何能在宋末、元代及明初期间成为海上强国？为什么不早不晚，恰好是在这一段特殊的时期？促成这一切的基本条件可能和其他海上强国一样——人民的性情、地理环境、经济、社会及政治背景。

美国军事理论家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认为：“比起政府的远见卓识或精明作风，濒海国家的历史受其地理位置、领土面积、自然结构、人口和国民性——简而言之就是自然条件——的影响更深。”

[175]

14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使西欧人“人”

的意识开始觉醒，人们开始打破宗教的束缚，勇于追求真知，解放思想。

航海技术和地理学也有了革命性的飞跃，刺激了西欧人海外探险、拓疆传教的野心。

政治意识增强，国际竞争日趋激烈。

商业革命促进了财富增长，商品和市场的需求急剧扩大。

在这一系列因素的刺激下，16、17世纪，西欧进入了大航海时代。

中国出现了类似于欧洲的变革因素。

宋、元及明初的中国，文化发达，技术进步，商贸兴盛，经济蓬勃发展。

尽管中国没有产生如欧洲般翻天覆地的政治和宗教大变革，但中国人的哲学观和政治观已经有了显著的变化。

[176]

最关键的是，1127年开封府的沦陷标志着西北大陆开始衰落，陆上商业路线相继中断；而东南沿海开始崛起，经济重心和政治中心转移到了沿海地区，最终促进了海洋扩张和海上贸易的增长：

这种南贫北富的情形，自汉末至隋代渐渐发生转变。

及唐宋时代，南北经济发展的情形遂和古代完全相反，这无疑是一场发生在经济地理上的革命。

[177]

经济重心的转移

西北日渐贫瘠的过程可追溯至汉末，至六朝时加剧。

唐代政治家、史学家杜佑（735—812）在8世纪末时曾感慨，渭河谷地曾是军事基地，秦军正是从该处开始征战并统一中国。

同样，汉军也是从此处开始征服西域。

但及至唐朝，渭河谷地已经衰败凋零。

杜佑认为衰败的原因是耕地的萎缩，并指出秦代开凿的郑国渠曾经灌溉了四万顷（一顷为一百亩，约为6.67公顷）田地，汉代开凿的白渠灌溉了四千五百顷田地。

[178]郑国渠和白渠灌溉的总面积达到四万四千五百顷。

即使到晋（265—419[26]）末：“夫关中土沃物丰，厥田上上，加以泾、渭之流溉其舄卤，郑国、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饶，亩号一钟，百姓谣咏其殷实。”

[179]杜佑感叹，唐永徽（650—655）年间，“两渠灌浸不过万顷，大历（766—779）初减至六千顷”

。

[180]在杜佑之后的两百年，两渠灌溉的面积持续萎缩，及至996年的宋初，这两条渠的灌溉面积不足两千顷，大约只有汉代的百分之四。

[181]

这其中有一部分是自然因素造成的，但连年的内战和边境游牧民族的侵扰也破坏了堤坝，荒废了土地，减少了土地的产出量。

[182]西北的农业经济在宋、元和明代都未得到重视，直至清朝重新平定西域，清政府才再次关注西北的水利工程和灌溉系统。

战争的**和旱涝的摧残，使得西北地区每况愈下、萧条衰败；与此相反，东南地区则日渐富庶，政治地位进一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