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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精英的崛起 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300年的欧洲青铜时代早期（第1页）

第七章精英的崛起：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300年的欧洲青铜时代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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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谢拉特（A）

导言：区域相似性与差异性

公元前二千纪，欧洲土地上出现了第一批城市文明，即兴起于爱琴海地区以宫殿为中心的城邦国家。

然而，与地中海地区公元前一千纪的文明不同的是，这些与近东城市有着贸易联系的新型复杂社会，对其大陆腹地的社会并没有产生重大影响。

虽然在各个方面的技术遥遥领先，甚至他们的权力与军事影响力也沿着他们所接触的人群一路向北传播，但直到公元前13世纪和前12世纪的东地中海城市文明危机才将他们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他们在草原上的邻国也没有更直接地影响到欧洲温带地区的发展进程。

游牧社会向东扩张，在此期间一直延伸至中亚；他们也没能将势力延伸至东欧地区。

然而，他们确实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新型冶金社群，影响了东欧的历史进程，而他们的养马技能，以及他们的新型交通工具——双轮马车，就像它们遍布近东一样，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传播开来。

当地还发展了其他形式的运输：用于捕鱼、贸易的船只，给波罗的海带来了一种新的机动性元素，正如它们早些时候在爱琴海产生的影响；许多贸易是通过沿着内陆水运航道上的独木舟进行的。

双轮马车和船只，以及东地中海的权力象征，都是由控制着整个欧洲大陆的各种世袭贵族所占据，他们的文物主宰了这一时期的考古材料。

在欧洲许多地区，黄金（另有少量银器）制品虽已出现，但却是作为随葬品埋入贵族墓地中；而用于制作武器、装饰品和某些特定工具的青铜在贸易活动中大放异彩。

铜现在经常用于合金，早期使用的砷很快就被常规使用的锡取代。

如果铜作为一种天然生成的材料相对稀有的话，那么锡则更为罕见；而青铜物品在广泛的交换循环中，它的流通依赖于这两种金属的正常供应。

青铜器作为死者的陪葬品，同样被供奉给神灵或超自然的力量，他们的世界可能反映了人世间的许多方面，《荷马史诗》中保存下来的一些传说呼应了各种王朝斗争，它体现的必定是欧洲青铜时代许多地区的社会所具有的特征。

这些“野蛮人”

社会（正如古典时代的居民对处于铁器时代的北方邻居的看法），衡量他们成功的标准是可供其支配的奢侈品及可用物品的数量，这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社会在早期殖民接触时期被视作“权威物品”

的金属及进口原材料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同的。

青铜似乎具有“原始货币”

中最有价值的许多特性，通常不以标准化单位表示（尽管也有这方面的一些例子），但更像是家族银器，可用于精美展示，也可以在艰难时用于换取日常必需品。

然而，对于南方较发达的经济体，当他们向神灵奉献储蓄和贡品以求得名望与善意时，并不存在真正的等价物。

将这些群体与其城市邻居区分开来的另一个要素是他们的建筑，尤其是缺乏为上层社会精心设计的永久性住所。

虽然野蛮人社会和城市社会都建造了华丽的陵墓，但欧洲早期野蛮人的建筑，甚至聚落，都非常普遍。

少数大型设防聚落出现在贸易路线上，特别是位于喀尔巴阡山脉边缘的中欧地区，那里是一处十字路口。

东至欧亚草原，南至爱琴海，北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西经一系列富有的精英群体，一直延伸到布列塔尼和不列颠群岛，那里青铜匕首的设计变化最终反映了匈牙利冶金巧匠的制作风格。

然而，在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防御中心和丘陵要塞，即使在被毁弃的聚落遗址中发现了青铜器、琥珀和黄金制品，也没有任何东西能超过公元前三千纪和前二千纪的特洛伊的伟大建筑，更不用说皮洛斯或迈锡尼。

在英国，黄金和琥珀标志着威塞克斯最富有的王侯墓葬，像巨石阵这样的古老仪式中心，仍然保留着它们的象征性力量。

然而，温和的欧洲社会逐步向一个共同的理想靠拢。

青铜成为威望的通用媒介，用于遍布这块大陆的各种冲突与战争，由此产生了常见的武器组合和设计；精心制作的饮用器皿中处处体现着人们的好客之道，它通常是由昂贵的材料制成；马匹和轮式车辆随处可见；纺织品、琥珀项链和用来固定松散粗纺毛织物的金属衣物夹，成为鲜明的财富标志。

青铜冶铸工艺的进步，主要冶金中心的工艺创新并向四周传播，逐渐被周围人群接纳，这有利于考古学家通过类型学的关系来进行不同地区间年代学的研究。

所有这些都给人一种联合的趋向，这与铜石并用时代各自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

然而，经过几个世纪，这些模式才在欧洲农耕聚落中被接受。

从青铜开始在爱琴海流通之后的1000多年里，或许在德国中部的冶金工匠将当地的铜和附近的锡结合在一起之后的300年里，位于哈尔茨山的铜矿和波希米亚北部富锡的溪流之间，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基本上都没有金属，除了偶尔交换过来的青铜斧和用燧石精心仿造的匕首。

但是，它很快就采用了中欧的手工艺品和风格，全面参与了获得金属供应的远程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