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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阶段晋南北朝隋（第1页）

第四阶段——晋·南北朝·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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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二六五—六一八年）

六朝的建筑是衔接中国历史上两个伟大文化时期——汉代与唐代的——桥梁，也是这两时期建筑不同风格急剧转变的关键。

它是由汉以来旧的、原有的生活习惯、思想意识和新的社会因素，精神上和物质上剧烈的新要求由矛盾到统一过程中的产物。

产生这新转变的社会背景主要有三个因素：一是北方鲜卑、羌等胡族占据中原——所谓“五胡乱华”

在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所起的各种复杂的变化。

二是汉族的统治阶级士族豪门带了大量有先进技术的劳动人民大举南渡，促进了南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三是在晋以前就传入的佛教这时在中国普遍的传播和盛行，全国上下的宗教热忱成了建筑艺术的动力。

新的民族的渗入，新的宗教思想上的要求，和随同佛教由西域进来的各种新的艺术影响，如中亚、北印度、波斯和希腊的各种艺术和各种作风，不但影响了当时中国艺术的风尚手法，并且还发展了许多新的，前所未有的建筑类型及其附属的工艺美术。

刻佛像的摩崖石窟，有佛殿、经堂的寺院组群，多层的木造的和砖石造的佛塔，以及应用到世俗建筑上去的建筑雕刻，如陵墓前石柱和石兽和建筑上装饰纹样等，就都是这时期创造性的发展。

寺院组群和高耸的塔在中国城市和山林胜景中的出现划时代地改变了中国地方的面貌。

千余年来大小城市，名山胜景，其形象很少没有被一座寺院或一座塔的侧影所丰富了的。

南北朝就是这种建筑物的创始时期。

当时宗教艺术是带有很大群众性的。

它们不同于宫廷艺术为少数人所独占，而是人人得以观赏的精神食粮，因此在人民中间推动了极大的创造性。

北魏统治者是鲜卑族，尊崇佛教的最早的表现方法之一是在有悬崖处开凿石窟寺。

在第五世纪后半叶中，开凿了大同云冈大石窟寺。

最初或有西域僧人参加，由刻像到花纹都带着浓重的西域或印度手法风格。

但由石刻上看当时的建筑，显然完全是中国的结构体系，只是在装饰部分吸取了外来的新式样。

北魏迁都到洛阳，又在洛阳开造龙门石窟。

龙门石窟中不但建筑是原来中国体系的，就是雕刻佛像等等，也有强烈的汉代传统风格。

表现的手法很明显是在汉朝刻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敦煌石窟壁画上所见也证明在木构建筑方面，当时澎湃的外来的艺术影响并没有改变中国原有的结构方法和分配的规律。

佛教建筑只是将中国原有的结构加以创造性的应用和发展来解决新问题。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塔和佛殿。

当时的塔基本上是汉代的“重楼”

，也就是多层的小楼阁，顶上加以佛教的象征物——即有“覆钵”

和“相轮”

等称做“刹”

的部分。

这原是个缩小的印度墓塔（中国译音称做“窣堵坡”

或“塔婆”

）。

当时匠人只将它和多层的小楼相结合，作为象征物放在顶部。

至于寺院里的佛殿，和其他非宗教的中国庭院殿堂的构造根本就没有分别。

为了内容的需要，革新的部分只在殿堂内部的布置和寺院组群上的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