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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此一问题，可从中外史料两方面分论之。

《旧·纪》，本年“五月贼围广州……黄巢陷广州，大掠岭南郡邑”

，《新·纪》同；《旧·传》称：“是岁自春及夏，其众大疫，死者十三四，众劝请北归”

，亦表现夏初巢已入粤。

唯《通鉴》独将陷广州排在九月，其余虽采录《旧·传》之文，但删去“自春及夏”

一句，又五月末尚称于悰“以为广州市舶，宝货所聚，岂可令贼得之”

；可是彼书亦有不自照应之处，因为五月下又著巢表求广州节度，王铎请以李系为湖南观察，将兵“屯潭州以塞岭北之路，拒黄巢”

，（末一事《新·纪》系于五月）如果五月巢未入粤，两方都不至有此准备。

何况据《通鉴》，十月廿七巢已经桂州至潭州，把陷广州放在九月，试联系实际，中间的时日殊觉不敷分配。

九一六年（梁贞明二），大食人阿布赛德哈散（AbuZaidHassan）著书，记巢取广州在回历二六四年，相当于乾符四年八月三日至五年八月二日（此据陈垣《中西回史年历表》，桑原书五九页作“乾符四年八月二日至乾符五年八月一日”

，系上差一日），与前引我国记事不符，桑原隲藏因援《旧·卢携传》及《新五代史》六五《南汉世家》（“唐乾符五年，黄巢攻破广州”

），以六年说为不可信。

（《蒲寿庚考》一四—一五页）按《旧·携传》云：“五年，黄巢陷荆南、江西外郛及虔、吉、饶、信等州，自浙东陷福建，遂至岭南，陷广州。”

各事连叙而下，不定全发生于五年之内，陷荆南、江西原属仙芝及其余党，而且此传前文既书“乾符末”

，下面又称四年、五年、六年，正所谓“踳谬较之《新·传》尤甚”

者，（《廿二史考异》五五）是五年说在我国史料中只有后出之《新五代》一条。

抑更须知吾人不能用片面方法解决问题，而要顾及全局，中回两历之对照，其二六四年之下限为乾符五年七月，换言之，如信赛德书不误，则破广州应在五年七月底以前。

由是，即引起别一个更为复杂而无法解决之问题，即是说，吾人应同时将黄巢从滑州南下起迄破广州止，所有带着时间性记录之活动，一一重新安排。

但史料上并未获得基据，可以任吾人如此做法，结果必至坚持孤证，陷入泥涂，将互有联系之时间性记录，任意移动或改造，此则稍经思考而知其必不可行者也。

职是之故，破广州之时间，仍须维持六年夏初之说。

《史话》称：“二月，全军西征……七月，攻破了广州”

（二一九页），仍未免以主观来驱使史料。

郑畋、卢携之罢相，或以为因南诏处置问题，或以为因黄巢处置问题；关于前一事件，桑原引《新·南蛮传》，谓应发生于乾符四年初或以前，似难认为二人罢相之原因，故彼主张郑、卢罢相系争论处置黄巢之结果。

唯是罢相年分，亦有两说，（一）五年说，见《旧》一七八《卢携传》、宋敏求《补实录》、《新·僖宗纪》、《新·宰相表》、《新》三五《五行志》、《新》一六○《崔沆传》及《通鉴》。

（二）六年说，见《旧·僖宗纪》、《旧》一七七《豆卢瑑传》、《旧》一七八《郑畋传》《元龟》三三三及《新》三六《五行志》。

桑原之意，史料中最足信赖者为《新·宰相表》，而此表明记五年五月丁酉郑、卢并罢，故赞同五年之说；两人之罢，既是五年，则巢围广州自不得不认为五年云云。

（《唐宋贸易港研究》五七—五九页）余往年撰《翰林学士壁记注补》（《史料与史学》下或《史语所集刊》十五本），在豆卢瑑条下曾主张六年之说（原文误以《旧·卢携传》加入六年说之内，兹更正），然未提出确据。

今检阅桑原此文，不妨再申前见。

首须辨明者，《新·宰相表》亦错误屡出，不应先存最可信赖之成心，《新书》纪、表、志（卷三五）、传似同出《补实录》之一源（说见前引拙著），若是，则五年说只有《旧·携传》及《补实录》两种史料。

六年说除桑原所引外，《旧》一六三《崔沆传》称，“乾符末，本官同平章事”

，亦应加入六年说之内；换言之，六年说所据不同源之史料，似总比五年说为较多，今检《旧·纪》一九下乾符五年三月后，“以吏部尚书郑从谠、吏部侍郎崔沆考弘词选人”

，又六年“三月，以吏部侍郎崔沆、崔澹试弘词选人”

，向例宰相不充试官；又《新·纪》《新·表》称沆以吏侍转户侍（《旧·纪》作吏侍转兵侍）入相，是六年三月以前沆未入相，亦即是六年三月以前郑、卢并未罢相。

郑、卢未罢，则桑原之考定，完全失其所依矣。

得此硬证，再加以前文强有力之反驳（巢入广以前及以后之活动，吾人非提出确据，不能将其时间任意挪移；试让一步言，承认入广为五年事，则经浙东赴闽不能不移入四年下半年，然此时仙芝未死。

且五年三月巢尚在河南，如何隔了两月便到广州？桑原竟有此论，正谚所谓“聪明一世，懵懂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