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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收贿赂的东厂太监（第1页）

广收贿赂的东厂太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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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仕宦阶级的一生，可以从陶奭龄的《五计说》中看出。

他把这一阶级人的一生分为五个阶段：“十岁为儿童，依依父母，嬉嬉饱暖，无虑无营，忘得忘失，其名曰仙计。

二十以还，坚强自用，舞蹈欲前，视青紫如拾芥，鹜声名若逐羶，其名曰贾计。

三十至四十，利欲熏心，趋避著念，官欲高，门欲大，子孙欲多，奴婢欲众，其名曰丐计。

五十之年，嗜好渐减，经变已多，仆起于斗争之场，享寒于险巘之境，得意尚有强阳，失意逐成枯木，其名曰囚计。

过此以往，聪明既哀，齿发非故，子弟为卿，方有后子，期颐未艾，愿为婴儿，其名曰尸计。

大约世人一生尽此五计，非学道人鲜自脱者。”

再从社会关系来看，这一阶级的人入仕的时期是见任官吏，退休的时期和入仕以前是乡绅（明代或称乡官，或称绅衿，绅指退休官，衿指生员——民间称秀才——和举人）。

做官时期和外地的庶民产生关系，做乡绅时期则和本地的庶民产生关系。

总之，无论他们是在官或居乡，一般的庶民都在他们的脚下生活着。

我曾习惯地把明代分为两个段落，分水岭是嘉靖朝（1522年—1566年），谈到明代的吏治时也不能例外。

最好的说明是《明史·循吏传序》：

明太祖……下逮宣仁，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

英武之际，内外多故，而民心无土崩瓦解之虞者，亦由吏鲜贪残，故祸乱易弭也。

嘉隆以后，资格既重……庙堂考课，一切以虚文从事，不复加意循良之选，吏治既已日媮，民生由之益蹙。

嘉靖、隆庆以前，据赵翼的研究，“崇尚循良，小廉大法，几有两汉之遗风”

。

明人陈邦彦所论更为具体扼要，他说：

嘉隆以前，士大夫敦尚名节。

游宦来归，客或询其囊橐，必唾斥之。

今天下自大吏至于百僚，商较有无，公然形之齿颊。

受铨天曹，得羶地则更相庆，得瘠地则更相吊。

宦成之日，或垂囊而返，则群相姗笑，以为无能。

士当齿学之初，问以读书何为，皆以为博科第，肥妻子而已……一行做吏，所以受知于上者非贿赂不为功，而相与文之以美名曰礼。

其实这只是一种比较的说法。

嘉隆以前，吏治澄清；嘉隆以后，吏治贪污，固是事实。

但在实际上，我们也可说，嘉隆以前吏治亦贪污，不过不如以后之甚；嘉隆后亦有循良，但不如前此之多。

我们试看洪武时代的勾捕逃军案，兵部侍郎王志受赃二十二万；盗粮案，户部侍郎郭桓侵没至千万，诸司官吏系狱至数万人。

成祖朝纪纲之贪作恶，方宾之贪赃。

宣宗朝刘观之黩货。

英宗朝王振之贿赂辏集，逯果、门达之勒贿乱政。

宪宗朝汪直、尚铭、梁芳，武宗朝刘瑾、朱彬、焦芳、韩福、张彩之权震天下，公然纳贿。

几乎没有一个时代是不闹得乌烟瘴气的，和嘉靖以来的严嵩、魏忠贤两个时代比较，只有程度上的差异而已。

假如真有截然不同之处，那我们可学陈邦彦的说法：嘉隆以前，社会尚指斥贪污为不道德；嘉隆以后，则社会且指斥不贪污为无能。

这一社会风气的变化，是值得今日的士大夫思之重思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