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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流寇的必然兴起（第2页）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平寇志》卷二记兵科给事中常自裕奏：“皇上赫然震怒，调兵七万，实不满五万，分之各处，未足遏贼。

凤阳焚劫四日而马扩至，归德围解三日而邓玘来，颍毫安庐之贼返旆而北，尤世威等信尚杳然。

至贺人龙等到处**掠，所谓贼梳而军栉也。”

在到处残破、遍地糜烂的景况下，统治者为了军费的需要，仍然盲目地加重农民的负担，左捐右输，逼得百姓不能不投到对面去。

《平寇志》卷八说：“崇祯十七年二月甲戌，贼遣伪官于山东河南州县。

先遣牌至，士民苦征输之急，痛恨旧官，借势逐之。

执香迎导，远近若狂。”

也有不愿和统治者合作，消极地不肯抵抗“流寇”

的。

“宣府陷，巡抚朱之冯悬赏守城，无一应者。

三命之，咸叩头曰：愿中丞听军民纳款。

之冯独行巡城见大炮，曰：汝曹试发之，杀贼千百人，贼虽齑粉我，无恨矣。

众又不应。

之冯自起燃火，兵民竟挽其手。

之冯叹曰：人心离叛，一至于此。”

在一些地方，百姓一听见流寇不杀人，且免徭赋，高兴得满城轰动，结彩焚香去欢迎流寇进来。

在军事地带的人民尚受盘剥，比较安静的区域更不用说了。

崇祯十四年（1641年）吴中大旱瘟疫，反加重赋，据《启祯记闻录》二：“是岁田禾，夏苦亢旱，少不插莳，即莳亦皆后时，至秋间复为蝗虫所食。

有幸免蝗祸者，又因秋杪旱寒，遂多秕死，大约所收不及十之三四。

岁凶异常，抚按交章上请，不惟不蒙宽恤，征贼反有加焉。

糙粮每亩二斗五升有零，折银每亩一钱七分有零。

又急如星火，勒限残岁完粮，连差督饷科臣至吴中者两三员，赐剑专敕行事，人皆惶骇不安，大户役重粮多，中人支吾不给，贫民困馁死亡，井里萧条，乡城同象，非复向时全盛矣。”

苏州如此，他处可知。

政府不因灾荒蠲免，地主亦复不能例外。

同书又记常熟民变事：“崇祯十一年（1638年）八月抚臣屡疏以旱蝗上闻，而得谕旨征粮，反有加焉。

至收租之际，乡民结党混赖，田主稍加呵斥，每至起衅生乱，田主有乡居者，征租于佃户，各佃聚众焚其居，抢掠其资。”

流寇的组成分子是：“一乱民，一驿卒，一饥黎，一难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