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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插手发掘（第4页）

尽管如此，原坑的轮廓还是能辨别出来。

由于坑中受到严重破坏，整个坑壁已难觅到器物挤压停靠的痕迹，当年那些器物到底如何排列组合，也只有听燕氏父子的一面之词了。

对于这段发掘经历，林名均在他后来撰写的《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的报告中说道：“此类石璧残块，尚有为前此燕氏弃掷于岸旁者，吾人亦一一拾取携归。

此外尚有由坑中所散出之长方形绿色小玉块，及绿松石磨成之有孔石珠，混于溪底泥沙之内，吾人淘洗约近百件。

据云，自燕氏淘溪之后，附近居民于其近旁拾得此类石珠甚多，用线穿连以为儿童玩具。

然皆散失（吾人曾于一乡人手中购得数颗），小玉块则无人拾取，任水漂去。

按周礼典瑞，‘鄢圭璧琮琥璜之渠会，疏璧琮以敛尸’，则其地或为古代重要人物之坟墓，诸物乃殉之所用也。

或为古代祭祀大地山川之所，亦有可能。”

林名均发表论文影印件

面对这个已遭破坏的神秘的器物坑，葛维汉和林名均在此徘徊思考了很久，初步认定这个土坑是一座墓葬或者是一个祭祀坑。

既然如此，像这样高规格的墓葬或祭祀坑就不是孤立的，它一定有相关配套的其他设施与器物。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葛维汉决定就土坑四周布网发掘，尽量搜寻与之相关联的遗迹遗物。

于是，若干年后被命名为三星堆遗址的首次科学发掘，于1934年这个阳光明媚的春天正式拉开了序幕。

根据考察的情况，葛维汉与燕道诚进行了一番交涉后，决定先在燕氏当年挖掘的坑边开两道探沟，视发掘的情形再做下一步的打算，发掘事宜由林名均具体指挥实施。

关于此次发掘的详情，林名均在随后发表的考古报告中做了这样的叙述：

林名均报告中发掘的探沟

吾人预掘之工作地段，为小溪之左右两岸，惟溪南即紧接燕氏私宅，其人迷信风水，不允于其宅外发掘，乃就溪北葫豆田坝及溪底二处作为目标。

于是先沿溪开一长四十尺广五尺之第一坑，经时四日，深达七尺。

其地表面为近代之黑土层，平均深度约有三尺，其中所含陶片及破损陶器最为丰富，且有若干石器及其残块混入其间，吾人发掘所得，皆在此层之内。

以其土层辨别为红色，故葛氏疑其为古代之一陶窑。

再次则为未曾翻动之黏土层，带黄褐色，以探锄击洞视之，亦无遗物发现，知再掘无益于事，乃停止第一坑工作改掘溪底。

1934年葛维汉主持的发掘现场

……溪底工作既毕，便紧接第一坑之南开第二坑，同时依其北开第三坑，长宽均同第一坑。

第三坑土层与第一坑相同，在第二层中亦掘得若干陶片与石器残块。

二坑半属溪岸，较田坝约高尺余，上二层泥土系后人堆积，继有近代陶瓷残片，无何等价值。

下第三层，与第一第二两坑之瓦砾层同，所得亦相似。

再下即为未曾翻动之黄土层矣。

当发掘工作进行时，吾人即注意附近各地有无其他遗物，后果于小坡之上拾得石器残块两块，溪岸拾得少数陶足。

后又由一农人处购得石斧一柄，柄刃及口部残缺。

又得刀柄一段，尚存一孔，据谓亦得自溪中，距燕氏淘制处十余丈。

此外尚购得红色小石凿一柄，谓于溪南土中所得。

据此，则遗物散布之区域，甚为广大，若能用长时间做大规模之发掘，成绩必更有可观，唯因种种限制，吾人不得不暂时结束。

将所掘之坑用泥土补填复原，并给地主以相当回报以赔偿其损失。

由于此时川西平原匪患严重，虽有陶旅长与罗县长派出的军兵、团丁共一百五十余人严防死守，并不时将那德国造轻机枪朝四周的土梁子和树林放上几梭子子弹，以示威胁与恫吓。

但仍有为数众多的亡命之徒不吃这一套，他们置生死于度外，顶风而上，故意与守军官兵团丁们较劲，声言要血洗月亮湾，夺回失去的地盘，保家卫国，让洋人们统统滚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