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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东京来信（第1页）

郭沫若东京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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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葛维汉与林名均等学者在华西大学博物馆集中精力整理、研究广汉出土器物之时，1934年下半年，成都东方美术专科学校校刊创刊号突然发表了一篇题为《古玉考》的学术论文，论文的作者为成都古董商人兼金石学家龚希台。

据该文称，1932年秋，龚氏从燕道诚手中购买了四件精美玉器。

“其玉外作深褐色，或染朱，颇似出土器物。

其一折断，其中略作灰色带浅红斑纹，质地不甚坚细，其质料又与其他玉器迥异。

然四器之形制及制作仍与广汉文化遗物大同小异。

四器并为圭璋之属，各长尺余，柄俱有孔有牙，与土坑出土琰圭之牙孔无殊。”

龚希台经过对所购玉器的鉴别研究，认为“燕道诚掘出玉器之坑及其周围乃传说中古代蜀国望帝之所，出土的可以串联的绿松石珠则是古代帝王冕毓饰物……”

。

此文发表之后，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瞩目与争鸣。

一批中外著名学者如顾颉刚、蒙文通、徐中舒、郑德坤、卫聚贤、葛维汉、戴谦和、林名均等纷纷加入到了这场争鸣之中。

据后来出任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的郑德坤说，到了“民国二十九年，龚氏已归道山，其戚某氏以重价（将四件玉器）售归华西大学博物馆”

。

当时尚在馆内的林名均考察了这四件玉器后说道：“其器质皆精美，各长尺余，柄俱有孔有牙，与前述琰圭之牙孔无殊。

其一上部如戚形者，龚氏以为钺；其一上有三枝者，龚氏以为戟；上作半圆者，谓之为琰圭，与前所述之琰圭相同；上如刀形者，谓之为牙璋，皆治兵之器也。

龚氏考证精详，惟质料与吾人所见略异，故有人疑其不真。”

正如林名均所言，这几件玉器的真伪问题一直在学术界存有争议，没有人能做出一个权威性的令众人皆成共识的结论。

葛维汉在自己撰写的月亮湾发掘报告中，对燕道诚所挖器物坑玉器原状推想示意图。

坑的顶部由大到小依次排列的石璧盖在上面，平放或呈水平状，墓边垂直排放的石璧也同样从大到小排列（葛维汉《汉州发掘简报》，载《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第六卷1933—1934年）。

葛氏这一推想在后来几十年的不断发掘中，尚未得到考古实物证实，因而有专家认为葛氏这一推断不能成立

就在学术界围绕广汉出土的古玉与古器物所展开的研究与讨论方兴未艾之时，1936年，葛维汉于《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第六卷发表了历史上第一份有关广汉古蜀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汉州发掘最初报告》（APrelimiheHaion）。

报告将月亮湾发掘出土的器物、纹饰与河南安阳殷墟、河南渑池仰韶村、奉天沙锅屯出土的器物做了比较，大胆而科学地提出了“广汉文化”

这一学说，并断定这一文化其时代上限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下限则为周代初期，也就是在公元前1100年左右。

同时极富预见性地指出：

这次发现的器物，至少对研究古代东方文化给历史学者们提供了三种情况。

第一，随葬器物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古代的葬俗、社会和宗教习俗。

第二，玉、石器以及器物上的纹饰，颇能引起考古学家的兴趣。

第三，出土的大量陶片，为研究四川古代陶器提供了重要资料。

我们已经指出，那个令人瞩目的发现是在一个挖掘七英尺长、三英尺深的墓坑内出土的，而且几乎所有的墓葬大小大致如此。

玉刀、玉凿、玉剑、方玉以及玉璧等礼品，周代时均系死者的随葬品，玉珠也为死者的随葬物。

如果我们假设它是古墓这个结论正确的话，我们认为在四川古墓中发现的器物，大约为公元前1000年的器物。

墓坑里发现的器物有绿松石、绿石或粗糙的穿孔玉珠。

从玉珠的两端进行钻孔，接近玉珠半心处的孔径较小。

另外还有八十多件小青玉片，因为考虑到它们一般作为装饰品粘牢在木制或皮制品上，没有串联或缝入的孔洞。

这些玉刀、玉剑、玉凿等显然是祭祀用的。

周代实行祭祀天地大典时，方玉象征“地”

，玉璧代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