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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墩鱼凫城的发现（第1页）

宝墩、鱼凫城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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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孙华对“亡国宝器”

与“不祥宝器”

掩埋坑的说法给予了相对肯定之后，学术界有为数众多的专家学者对这一观点，或表示认同，或感觉有较大的可取之处与合理性。

于是，这一说法一时成为三星堆两个器物坑性质的主流论断。

既然这批器物是在亡国与不祥的情况下被埋藏，那么接下来就要推断这个国家为何而亡，一批好端端的国之重宝又为何成了不祥之物，直至出现了非要捣毁焚烧并遭掩埋的悲惨命运。

而要弄清这些疑问，首先要搞清楚三星堆遗址到底是不是一座古蜀国的王都。

如果是，研究尚可沿着这一思路继续追寻探索；如果不是，则学者们的一切推断与假设都很难成立与存在了。

尽管此前像苏秉琦那样的考古学大师曾推断三星堆是一座古都，但是不是王者所居的首都，尚难推定。

而事实上，对于一座古城或者王都的确定，任何伟大的学者只是凭着在地面上观察以此做出判断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考古发掘，并且要发掘到一定时期之后，才能得出最后的结论。

三星堆东城墙发掘现场

为此，自1988年10月至1989年1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陈德安、陈显丹等考古工作者，再度挟两个大型祭祀坑发掘的余风，一鼓作气，对分布在广汉三星堆遗址南部的“土堆”

“土埂”

进行了全面调查和试掘，从而进一步证实和确认了三星堆的“土堆”

和“土埂”

均系人工夯筑堆积的土城墙。

1990年春与1991年冬，四川省和广汉市考古工作人员再度合作，在东、西城墙周围又进行了有重点的发掘。

通过两次发掘，了解到三星堆古城墙外均有城壕，城墙的填土就是从城壕中挖取而来的。

城墙的横断面呈梯形，墙基宽约四十米，顶部宽二十余米，墙体由主城墙和内、外侧墙三部分组成。

主城墙逐层填土平夯，两腰间经过铲削修整后，用木棒拍打，内外侧墙系分段夯筑而成。

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在主城墙局部，还发现由长40厘米、宽30厘米、厚10厘米的土坯砖分段砌筑。

这些筑城所使用的土坯砖，是中国城墙建筑史上发现最早的实物例证之一。

如此久远的城墙建筑结构，在整个世界文明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

1994年冬，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陈德安等考古人员，在三星堆遗址南部地段再度选点发掘。

这一地段被当地土著称为“龙背”

。

经发掘得知，所谓的“龙背”

也是三星堆整座古城城墙建筑的一部分，按其位置推断应是古城最南边的南城墙。

至此，已发掘证实的三星堆古城建筑总面积达到了3.5平方公里以上，名列全国已发现的商代古城前茅。

陈德安（左蹲者）在发掘现场

被岁月风尘掩埋了几千年的三星堆古城，总算在世人面前露出了庐山真面目的一部分。

面对如此恢宏庞大并具有厚重神秘文化内涵的一座古城，为数众多的学者认为这就是古蜀国某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一座当之无愧的王都。

也有部分学者禁不住瞪大了眼睛，带着惊讶与疑惑的表情发出一连串疑问：如此浩大的古城真的是古蜀国的国都吗？如果是，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又是什么时候消失的？它的前世今生是谁，在这块温热多情的土地上留下过印痕吗？

为了解答学者们的疑惑，也为了把学术目光放得更加辽阔，以便在进一步深化研究探索中，取得更大、更辉煌的成果，深受鼓舞的四川考古界，在继续探索三星堆古城奥秘的同时，开始着手投入相当一部分人力和财力，在整个成都平原上展开了地毯式考古调查，四处搜寻与三星堆古城有关的远古信息，特别是其他一些古城的线索。

在1995年至1996年短短的两年时间内，就相继于成都平原发现了新津宝墩古城、都江堰芒城、郫县三道堰古城、温江鱼凫城、崇州双河城、紫竹城等六座古蜀文化时期的早期城址，并对每座古城的城墙和文化堆积较厚的区域做了解剖和发掘，从而对这些遗址的文化内涵有了初步的认识。

考古人员惊奇地发现，尽管七座古城的年代不尽相同，但它们的文化面貌在总体上却大体一致，均有一组贯穿始终而又区别于其他考古学文化的独特器物群，这组器物应属同一考古学文化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