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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脉总相连（第1页）

血脉总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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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理位置看，无论是开明王建造的“赤里街”

，还是张仪修筑的龟化城，继之唐、宋之后崛起的新城，都和金沙遗址近在咫尺。

也就是说，金沙遗址是已发现的成都城最古老的城址，是整个长江上游和中国西南地区继三星堆遗址之后，又一处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

它的意义不只是对一座城市的研究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它极大地拓展了整个巴蜀文化的内涵与外延，为探索古蜀文明发展的历史提供了大量难得的实物资料。

透过金沙遗址的考古发现，结合成都平原先秦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考古学家初步认为，金沙遗址的时代上限可至宝墩文化（公元前2500-前1700年）时期，下限可至春秋时期。

其主体文化遗存的时代当在中原地区的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

金沙遗址附近区域，以前曾发现过大量商代至西周时期的文化遗存，如位于金沙遗址北部的黄忠村遗址，就曾发现过与金沙遗址主体文化同一时期或稍晚的墓葬、陶窑和大型建筑遗址柱洞等。

而在金沙村的东部、南部也曾发现同一时期的文化遗迹多处。

从考古学的划分来看，此前发掘的三星堆遗址，文化最灿烂的时期约为商代中期。

也就是说，金沙遗址的主体文化处于古蜀文化分期的中段。

它晚于三星堆文化而稍稍早于成都市区1985年年底发现的另一处古文化遗址——十二桥文化。

有了金沙遗址的发现与发掘，结合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的研究，就可以把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战国时期的历史文化脉络连接起来。

这对蜀文化的发生、发展、演变过程的历史追索和学术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

因为有了这样的发现和研究成果，遂使此前不被国内学术界当一盘菜来看待的偏远落后地区，一跃成为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发展研究的重要区域之一。

当然，金沙遗址的意义不只这些，通过对其不断的发掘与研究，还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和范围内揭示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二者之间的关系，并有助于加深对三星堆遗址以及两个器物坑性质和出土器物文化内涵的认识，破译古蜀文化遗留给后世人类的许多未解之谜，对建立整个商周时期成都平原先秦考古学年代序列和文化谱系，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决定性的作用。

就金沙遗址本身而言，其丰富的文化遗存、精美的器物造型、发达的冶炼技术和高超的制玉、制陶工艺，以及复杂的聚落布局，包括宫殿区、宗教礼仪活动区、一般居住区和墓地等遗迹现象的发现，凸显了金沙先民高度发达的文明，揭示了中国青铜时代西南地区较为发达和最具魅力的区域文化。

这一独特而富有鲜明个性特点的文化，作为中国青铜文化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又当之无愧地成为世界青铜文化大家庭中的一朵奇葩，在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与世界的多元性青铜文化宝库的同时，也成为继三星堆遗址发掘之后世界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之一。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祭祀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思想、文化与具体的操作仪式。

金沙遗址所在的商周时期正是祭祀活动最盛行的黄金阶段。

这种活动构成了当时古蜀国社会生活中最重要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据朱章义等人员的考古勘察，金沙遗址祭祀区规模宏大，所探明的面积已达到了一公顷以上。

从已发掘的区域看，祭祀活动频繁，方式独特，品种繁多，文化堆积厚度高达四米以上。

从出土的祭祀遗物所展现出的特点来看，各个小型区域出土的文物相对固定，没有大面积混乱局面出现。

这种格局当是由不同时间、不同内容的宗教祭祀活动所致。

除此之外，考古人员还在金沙东北八公里处的羊子山，发现了同时期的三层祭祀台。

这一切充分反映了古蜀国祭祀活动的频繁和宏大气派。

除祭祀的功能之外，金沙遗址出土的遗物还具有多元性特征，与周边地区古代文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出土的玉钺、玉戈及玉器上的多种纹饰可以看出，商周时期成都平原和中原地区的关系十分密切。

具有良渚文化特征的十节神面纹玉琮、玉箍形器等珍贵器物的出土，尽管其中内含的许多未解之谜没有得到破译，但却以鲜活的实物例证，证明了长江上游和下游地区早在三四千年以前就已经有文化交流的历史。

而出土的一件玉圭形器，周身阴刻的连体兽面纹，就与中原地区西周早期铜鼎上的兽面纹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