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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章 悲回风（第4页）

包含的内容，除了缺少金钱之外，还有一点不可或缺，那就是凡在“国保”

遗址之内建造博物馆，必须有国家文物局的批文方能动工兴建。

鉴于这一关键性的高级别门槛不过不行和非过不可，广汉方面本着夜长梦多，事不宜迟的处事原理，于1991年春，令文化界的老将敖天照与博物馆筹备处一位临时负责人同赴北京，向国家文物局领导当面汇报，陈情盖博物馆所具有的重大历史与现实意义。

当敖天照等二人到达国家文物局，找到分管的副局长沈竹并陈述了理由后，沈竹一时拿不准是可以盖还是不可以盖，便把文物处处长黄景略找来征求意见。

黄景略听罢，直言不讳地对沈竹和广汉方面的敖天照道：“这盖遗址博物馆可不是闹着玩的，也不是你们想盖就可以盖的事，首先要把遗址的内容搞清楚，连里边的文化内涵都搞不清，还怎么盖馆？盖起来后怎么展览？怎么对外解说？让观众看什么？听什么？你们说是个城，可这城的陵墓在哪里？没有陵墓能不能说是城？如果找不到陵墓，城墙的具体位置至少应该搞清楚，可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弄明白。

五年前我去三星堆工地时就跟赵殿增说过，如果是城，更要好好地探一下，尽量弄清这个城是怎么回事。

如果四川方面在钻探上有困难，我可以帮着从洛阳请几个探工。

洛阳探工在钻探陵墓与文物古迹方面很有经验，全国好多地方都是我帮着给找的洛阳探工。

可你们的赵殿增没当回事，只说是地下有土坯、有城墙，可到底这土坯或城墙是咋回事？北城墙在哪里？是被鸭子河冲毁了还是没有冲毁？是在河北边，还是在河南边？这一切到现在也没搞清楚。

这样一个发掘状况就要建遗址博物馆，你们说说这个三星堆是什么遗址呵？是古蜀的什么人生活住居的地方呵？搞考古嘛，有它的特殊性，有些问题不见得全部搞清楚，也可能永远搞不清楚，但总得有个差不离吧？否则你们说这是古蜀鱼凫王或杜宇王或开明王的都城，或者是他们共同生活、工作和战斗的地方。

过几年又说是不对了，不是那么回事了，这不让人笑话吗？你们广汉县抢文物比较积极，地下出土的东西还没有清理、修复，报告也没有发表，你们就敢扣押文物不放，要是出了事你们的领导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为了一点本地区的利益就什么也不管不顾了，国家的法律法规也不要了，这能行吗？当官太狭隘了不行，太本位主义了不行，光想着自己升官发财，不管别人死活不行。”

黄景略（右）向作者讲述当年敖天照、刘家胜进京要求建博物馆的往事

黄景略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点支烟在手上，环顾了一下沈竹与敖天照二人道：“依我看，这盖博物馆也不是不可以，既然是遗址博物馆，就要把遗址尽可能地搞清楚。

那样吧，你们回去跟省考古研究所商量，至少把城墙的事弄明白，什么时候把这个事搞清楚了，再申请盖馆的事，否则这个馆不盖也罢。”

听罢黄的发言，敖天照解释道：“省考古研究所和我们联合在这方面也做了些工作，去年一年基本就是围绕着城墙的问题做的工作，特别是对东城墙的局部进行了发掘，发现了土坯砖，大致了解到城墙的始筑年代和夯筑方法、城墙建筑结构等。

与此同时，省、县双方还共同投资了140万元，在鸭子河南岸修建了三星堆遗址防洪大堤。

这项工程既保护了遗址的安全，也保护了土壤的流失。

总起来说，工作还是做了一些的。”

敖天照说完，众人沉默了一会儿，沈竹接过话题道：“工作是做了一些，但总是要把这遗址的事情尽量搞清楚一点才好。

我看刚才黄处长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你们回去就再继续做一下工作吧。”

敖天照等二人听罢沈竹副局长这带有一锤定音性质的发言，虽心中压着火气，但不好当场发作，深知自己无力回天，只好哼哼哈哈地点头答应着，颇为尴尬与恼怒地走出了国家文物局。

回到四川后，敖天照等二人将北京之行向省、县有关领导做了汇报。

省、县领导深感无奈，只好再和省考古研究所赵殿增协商，令陈德安、陈显丹出面组织人力物力，继续对三星堆遗址进行勘察发掘。

经过了近一年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特别重要和关键的是，在遗址的西部发现了城墙，经过部分试掘和解剖，发现了大量与城门有关的柱洞和其他建筑遗迹，从而使三星堆古城墙在学术界首次获得了确切的肯定。

既然古城墙已发现并被学术界认定，从东、西城墙的间隔与规模等迹象推断，此地作为古蜀国某个时代的都城是不会出现大的偏差的。

至于是属于鱼凫还是杜宇，或者是开明，仍然难以做出最后的结论。

尽管如此，广汉方面还是再度打起精神，要解决盖博物馆的最后一道障碍——钱的问题。

在首先以东道主的身份召开了一场一百余人的“国际学术讨论会”

之后，又通过某种关系和日本《朝日新闻》接上了头，并由日方出面以“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

为由头，要把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运到日本东京、广岛、长崎等地进行展览。

同时，也付给广汉方面一部分实惠。

此时，三星堆出土的文物都在省考古研究所的仓库或修复室，要想使这批东西漂洋过海到日本展览，就必须得到国家文物局的同意，否则将难以成行。

为了促成此事，广汉方面再次派出敖天照和博物馆筹备处负责人刘家胜赴北京进行汇报兼游说。

敖、刘二人深知此事办成的可能性甚小，但还是硬着头皮随着颠簸动**的火车，心中“嘭嘭”

打着小鼓来到了国家文物局，找到了副局长沈竹。

待说明情况后，沈竹觉得此事有些棘手，再次让经验丰富的黄景略出面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