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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章 悲回风（第6页）

1997年7月4日，经四川省有关方面讨论决定，将原定的“三星堆遗址博物馆”

更名为“三星堆博物馆”

，同时把开馆时间定在1997年10月26日，即在成都召开的第五届中国艺术节开幕的次日。

当这个决定下达后，广汉方面极度兴奋，一边加紧对外部园林和附属设施的建设，一边向省政府打报告索要正在省考古研究所修复的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

为此，省政府办公厅专门召集省文化厅、省考古研究所与广汉方面的负责人开会协调，并请考古研究所尽快交出文物。

尽管这时省考古所的赵殿增已不再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但他制定的基本战略决策没有大的变化。

当年陈德安等人为把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器物拉到成都，忍受了巨大的屈辱与折磨、忍让与妥协，一路费尽心机，过关夺隘，总算突出重围，成功地进行了战略转移，其悲壮苍凉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并像梦魇一般缠绕在脑际挥之不去。

既然这胜利的果实已经牢牢在握，就不能轻易让别人取走。

于是，继赵殿增之后而上任的考古研究所负责人，仍然延续了赵殿增当年制定的基本战略战术，以“文物正在修复，已修复的部分文物大多都在国外展出尚未运回”

为屏障，把广汉方面的请求和省政府协调人的要求暂时挡了回去。

就在省县双方较劲争雄的空隙，考古人员在工作站内修复出土的青铜神树

当此之时，三星堆出土的文物的确是在紧锣密鼓的修复之中，同时有一少部分文物正在国外展出。

这个展览由国家文物局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组织，名称为“中国文物‘人与神’特展”

。

由于三星堆文物巫术特色较重，看上去颇有些神里鬼气的意味，便特地挑选了青铜大立人像、纵目人面具、太阳器、牙璋、铜尊等二十多件器物随团展出。

这批文物于1995年6月始，先后在德国的埃森和慕尼黑、瑞士的苏黎世、英国的伦敦、丹麦的路易斯安娜等城市的文化艺术场馆巡回展出，至1997年秋季才全部结束，时间长达两年余。

当参展的文物运回四川省考古研究所后，所内人员听说这批文物在海外展出的两年多来，受到了外国人的喜爱与欢迎，所到之处均引起极大轰动时，显得异常激动和兴奋。

有人专门为此发表文章，以极大的热情礼赞和讴歌道：“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用自己的文化瑰宝敲开了不列颠博物馆的大门。”

1996年9月，三星堆出土文物在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展出时情形

日本人拍摄的三星堆出土玉璋

巡回展览是大获成功。

前几年由于国家文物局黄景略等人的阻挠而吃了闭门羹的日本人，一直暗中窥视着邻边这个号称礼仪之邦与泱泱大国的一举一动。

获此消息，他们立刻火速派出精锐人员秘密潜入成都，悄悄地与当地文化官员磋商，以“三星堆文物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人类的共同财富”

为借口，提出希望三星堆文物能在日本展出。

磋商结果，中国方面同意于三星堆博物馆正式开馆之后，打破三星堆文物没有单独到海外展出的先例，允许这批出土文物中的精品赴日本展出。

当大部分条件谈妥后，日本方面派出一个先遣队来到成都，先行察看文物，计定包装计划，商讨运输线路、文物保险等事宜，并专门带来了摄影师，为预展的文物拍照，做展出前的预热、宣传工作。

此时，三星堆出土的部分文物正在省博物馆展厅对外展出。

中国方面派出由四川省考古研究所修复专家杨晓邬等人负责监督和协助日方的拍摄工作。

当拍摄工作开始后，日方工作人员连同摄影师，一副狂傲骄横、目空一切、恣意妄为之态，压根儿就不把考古研究所派出的专家杨晓邬等人放在眼里。

按照杨晓邬等专家的要求，展厅中的文物在拍照时，必须在地上加铺软垫，且由中方人员亲自动手移动文物。

因为就这批文物的材质、习性以及修复后器身各部位的承受力等等，杨晓邬等修复专家了如指掌。

在移动时他们会注意到每一个部位、每一个细节，不至于造成大的闪失。

但几个日本人特别是年轻气盛人高马大的摄影师却不吃这一套。

他将几张白纸铺在展厅的硬质水磨石上，置杨晓邬多次建议于不顾，并胆大包天地撇开中方人员，开始和同伴把一件又一件文物，搬来倒去来回调整位置以便拍照。

当摄影师对着一件玉璋拍了几张之后，感觉不甚满意，于是放下相机亲自上前拿起玉璋来回翻腾，以便调整出一个最佳的角度。

意想不到的是，就在他一恍惚间，沉重的玉璋突然脱手，“咣”

的一下掉在了铺有两层白纸的水磨石地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