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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岭而治（第1页）

划岭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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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岭南的边防得以巩固，赵佗建南越国并称王后，即着手治理这个王国。

但是，当他环顾自己的这个王国时，却未免有些心灰意冷。

偌大的国土上，只有几条大河流的河畔，才各建有几座郡、县城。

虽然尾随大军之后陆续来了几批商贾、谪吏、赘婿、罪徒及妇女等，但编入册籍的百姓跟中原任何一个割据势力相比，还是少得可怜，而他的王国就要依靠这些臣民做支柱。

中央政府的庞大机构，众多的后宫妃嫔、内官、侍从人员，郡县的官吏，保卫边境的武将吏卒，等等，都由这些百姓创造的财富予以支撑。

就连筑城修路、造船建屋、耕田纳赋、制作器物等，也还是由这些百姓负担。

当然，在他的王国里，还有三两倍这个数目的土著瓯、骆族人民。

可是，这些化外之民，都各自匿居在他们那些几乎与世隔绝的山洞里，靠渔猎为生，平时除了为一点小事相互攻打外，王国的盛衰与他们毫不相关。

面对此情，赵佗并没有气馁，他从春秋、战国时代列国的兴亡中悟出了事在人为的道理。

乘着刘、项相争，无暇南顾的机会，尽力设法来建设自己的王国。

一方面，他借鉴秦朝治理国家的得失，组织起一个中央集权、郡县分治的王国政府，但不仿效秦朝那样刻薄寡恩、滥施刑罚，而是有效地保护中原移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赵佗采取了入境随俗，遵从越人风俗习惯等措施，加强了民族融合与团结。

岭南越族各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与风俗习惯：在饮食上，喜食蛇蚌；服饰上，断发文身；居行上，干栏建筑，水处舟行；宗教上，巫祝盛行，使用鸡卜；等等。

这些风俗习惯，都源于一个民族共同的心理积淀，如果轻蔑地加以否定，无疑会伤害广大越族人民的民族感情，其结果只能是加深汉越之间的民族隔阂，不利于统治；而加以尊重，则会有助于汉越人民的相互了解与和睦相处。

因此，赵佗对于越俗采取的态度是：良则从之，恶则禁之。

广州郊外出土的汉代陶船

此船于1954年在广州先烈路一座东汉墓中出土，高16厘米、长54厘米，为随葬明器。

由于它是依照真船的结构、形状，按比例缩小制作的，所以，它仍然是我们研究中国造船史的重要标本

广州郊外出土的南越国时代遗物

在服饰上，赵佗抛弃了孔孟之说，不用中原的“冠带之制”

，而与越族“同其风俗”

。

当他在十几年之后，首次接见刘邦派来的使臣陆贾时，就从越俗，与中原的束发戴冠大相径庭，俨然以真正的蛮夷大长自居。

在他的带领下，其他“居蛮中久”

的中原汉族官吏也纷纷接受了越族的风俗习惯。

当然，对越人之俗，赵佗也不是完全遵从的，他曾明令禁止一些恶习。

如越人好相攻击，这一点除了岭南越人各族发展程度不一样的缘故外，还代表着原始社会末期部族战争的残存形式。

赵佗若遵从这个相互攻斗的恶习或对这个恶习视而不见，则南越必无宁日，并会妨碍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

所以，赵佗下令禁止。

经过多方努力，越人相互攻击、好勇斗狠的恶习渐渐得以改正，从而促进了岭南越族各支系之间的和睦共处，加速了岭南社会的经济发展。

有俑陶楼

东汉，高29.5厘米，长28厘米，宽23.5厘米，1957年广西贵县粮食仓库出土，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藏。

此陶楼为灰陶质，其结构为前屋、右厢房、后阁楼、中院落。

前屋前后对称各有一门，正门上立一舂米桶，悬山式顶，瓦顶刻有“歹人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