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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使南越（第3页）

而儒家思想则是在充分吸取了商周文化精华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它提倡仁义道德，注重个人品德的修养实践，主张德行并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作为个人奋斗的最高境界。

这套理论虽然很难用来夺取天下，却可以用来守成天下。

正如汉初政论家贾谊在《治安策》中指出的那样：“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

作为流氓无产者出身的刘邦，本人没有什么理论修养，但他也有他的英明之处，这个英明之处就在于他能够审时度势，及时采纳臣民的建设性主张。

所以，他听了陆贾的严词批评后，不仅不恼，反而很惭愧地说：“爱卿说得有理，那就请你写下秦王朝所以失败，我所以成功的原因，以及古时候国家兴亡的故事，拿给我看看吧。”

陆贾《新语》书影

陆贾见刘邦愿意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就将自己的理论见识做了概略的论述，以十二篇成书，名曰《新语》。

其书主旨在于崇王黜霸，归本于修身用人，多引《春秋》《论语》之文。

每成一篇，陆贾就讲解给刘邦听，刘邦听后对每篇都大加赞赏，左右侍从们见主子赏识，也就跟着高呼“万岁”

，陆贾由此作为一颗治国安邦的政治思想理论新星在西汉王朝的早期升起了。

通观陆贾的《新语》，不能不让人感到作者确实是一位朝气蓬勃的政治家。

他蔑视那些“君倾而不扶，国危而不持”

的隐士者流，整个理论继承了荀况反对天命论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并明确地指出：“世道衰亡，非天之所为也，乃国君者所取也。”

他强烈地抨击了泥古守旧、重古轻今的思想，主张“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述远者，考之于近”

，“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为法，因世而权行”

，这些充分反映了陆贾锐意革新、进取的思想倾向。

陆贾通过对历史经验的反复比较和总结，认为凡“恃坚甲利兵，深刑刻法”

治国的，其结果都是国灭身亡。

他列举了历史上许多这样的例子：“昔晋厉齐庄，楚灵宋襄，秉大国之权，仗众民之威，军师横出，陵轹诸侯，外骄敌国，内克百姓，邻国之仇结于外，臣下之怨积于内。

……故宋襄死于泓水之战，三君弑于臣子之手，皆轻用师而尚威力，以至于斯……此乃去事之戒，来事之师也。”

陆贾对秦亡教训的分析准确而深刻。

他指出：“秦始皇帝设为车裂之诛，以敛奸邪。

筑长城于戎境，以备胡越。

征大吞小，威震天下。

将帅横行，以服外国。

蒙恬讨乱于外，李斯治法于内。

事愈烦天下愈乱，法愈滋而奸愈炽，兵马愈设而敌人愈多。

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

因此，陆贾认为，自春秋而至秦，“恃坚甲利兵，深刑刻法”

是导致国家败亡的基本原因，值得警惕。

与此相反，“虞舜治天下，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然无治国之意，漠然无忧民之心，然天下大治。

周公作礼乐，郊天地，望山川，师旅不设，刑格法悬，而四海之内，奉贡来臻，越棠之君，重译来朝。”

这就是陆贾提出“无为而治”

治国方略的历史依据。

经过将近十年战乱破坏而建立起的西汉王朝，其时社会经济极端贫困。

这种破败不堪的局面，决定了缓和阶级矛盾和发展生产力必然成为汉初的突出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