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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墓葬之谜（第1页）

揭开墓葬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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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王丹华主持清理工作开始不久，相应的整理研究工作也已展开。

在王冶秋的斡旋、努力下，自1972年开始，从故宫博物院调来罗福颐、顾铁符两位著名古文字学专家临摹竹简，并与吴九龙一起对出土竹简初步开始辨认、省识、校录等工作，为以后整理研究工作的全面展开做了铺垫。

此时，刚刚挣脱了锁链的中国考古事业如同得到天助，“哗”

的一下进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个辉煌时期。

就在银雀山汉墓发掘前后不长的一段时间，考古人员又于湖南长沙发现、发掘了马王堆汉墓，在新疆吐鲁番地区发现、发掘了唐代文书。

随着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与发掘，一个“考古中兴”

的局面业已形成。

鉴于上述地区出土文物的重要性以及在国内外引起的广泛瞩目和震动，经周恩来总理批准，王冶秋亲自主持，于1974年10月，相继在北京成立了“银雀山汉墓竹简”

“马王堆汉墓帛书”

“吐鲁番唐代文书”

等三个整理小组，全国各地大批著名专家、学者被从不同的单位和不同的地区抽调到国家文物局，集中力量共同对早已湮没的古代文化信息展开了大规模的破译、诠释与研究工作。

一时，国家文物局办公大楼内，学者云集，专家如云，文物局内部招待所全部被各地来京的专家学者占满，有许多学者因一时找不到铺位而索性在自己的整理室内过夜。

尽管条件如此艰苦，但每个专家学者脸上都洋溢着快乐与幸福，因为这样的局面预示着黑暗的尽头，光明与希望的到来。

每个人都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愿献出平生所学，以迎接伟大时代的到来。

在众多的专家学者中，参加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工作的主要有中华书局杨伯峻、刘起釪、魏连科；中国历史博物馆史树青；中山大学商承祚、曾宪通；故宫博物院罗福颐、顾铁符；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张政烺；北京大学朱德熙、孙贯文、裘锡圭；山东省博物馆吴九龙等。

随着这项工作的不断进展，银雀山汉墓竹简文书的玄机奥秘被层层揭开。

1974年，在红楼参加古文献整理小组的部分学者

银雀山汉简整理小组成员李家诰（一排左三），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成员周世荣（二排左二）、李学勤（二排右五）、马继兴（二排右六）、于豪亮（一排右三），以及新疆唐代文书整理小组唐长儒（二排左五）、马雍（二排左三）等专家从全国各地云集北京（周世荣提供）

从整理的情况看，一号墓出土的竹简，因长期在泥水中浸泡，又受其他随葬器物的挤压，连缀竹简的编绳早已腐朽。

但从残简遗留的痕迹，可窥其简册的形制大多以先削好的单条竹简，采用三道丝绳编连的方法进行。

在上下两端编连时，各留出约1—2厘米的空白作为天地头，中间加一道编连，待简文连成册后再用毛笔蘸墨书写而成。

每枚竹简书写一行，每行字数多在35—36字之间，最多的40多字，少的也有20多字。

竹简上的文字全部是用毛笔蘸墨书写的隶书，字迹有的端正，有的潦草，显然不是出于一个人的手笔。

但字迹除个别文字漫漶难辨外，绝大部分都显得较为清晰。

由于发掘时竹简受损程度较严重，每简的字数差别较大，如在编辑的4942个号码中，自3000号以下，多为仅存两字至三四字的断简。

简书的每篇篇题，多写在简文第一简的简背，全篇结束后又于尾部标有全篇总字数，也有的篇题书于篇末，或篇首篇末均有，但这样的情况只在《孙膑兵法》中的《八阵》一篇出现。

有的由于内容残损，未见篇题，后由整理小组根据篇文内容拟加，并加以［］以示区别。

为便于检寻，整理小组让每篇文章自成一卷，以尾简为轴心，文字朝内自左向右卷起，卷后其首简背面的篇题即呈现于外，看上去一目了然，检寻起来极为方便。

银雀山一号汉墓平面图及剖面图

银雀山汉简整理小组通过对竹简认真释文并加以分类校勘，将其重点内容分为以下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周秦诸子

1.《六韬》十四篇

2.《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简本只得十篇，包括《墨子》《管子》等篇）

3.《晏子春秋》十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