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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修兵法十三篇（第3页）

最终导致失败这一教训的深刻反省与检讨。

除孙武本人外，关于这次吴对楚用兵的得失，后人亦多有反思和评论，宋人苏洵就曾直言不讳地对孙武提出了批评，他在其著作《嘉祐集·孙武》篇中说道：“吴王阖闾之入郢地，武为将军，及秦、楚交败其兵，越王入践其国，外祸内患，一旦迭发，吴王奔走，自救不暇，武殊无一谋以弭斯乱。

若按武之书以责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于敌则交不得合’，而武使秦得听包胥之言，出兵救楚，无忌吴之心，斯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战》曰‘久暴师则国用不足。

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

’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还，可谓久暴矣，越人能无乘间入国乎？其失二也；又曰‘杀敌者，怒也’，今武纵子胥、伯嚭鞭平王尸，复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敌，此司马戌、子西、子期所以必死以仇吴也，其三失也。”

自然，苏洵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当年的孙武入郢之后，想的主要是吃喝玩乐，捉鸡弄狗和如何篡位夺权，坐吴国的第一把交椅，哪里还管什么阖闾与吴军之中的事务，因而后来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被动。

而已经落败的孙武自到“军研”

上班后，通过对吴楚战争及自身命运的反思，对于以上几个问题，亦有所认识，并针对具体实践中的得失，把自己的早期著作在理论上重新进行了更高层次的修订。

也正是孙武本人对战争实践的勇于探索与深刻检讨，使得他的《孙子兵法》一步步朝着真理与科学的尖峰迈进，并最终使这一兵学理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创造了人类战争理论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力压群雄、一骑绝尘的奇迹。

禽兽（《武经总要》）

燃烧性火器竹火鹞（模型）

用竹编成篓状，外糊纸数层，内填易燃物及小卵石，一端装有干草，点燃后用抛石机投向敌军

作为已被阖闾窥探到心中暗藏反革命阴谋的孙武，其生存环境变得越来越恶劣，各种或明或暗的打击与限制也接踵而至，实现理想的空间和可能越来越小，但他还是忍辱负重，咬紧牙关，在艰难中向着既定的目标稳步前进。

除了根据战争实践不断反思自省，修订补充他那视若生命的《兵法十三篇》之外，也在可能的范围和情况下，热切关注着吴国的命运，并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施加自己的影响。

自吴国远征军撤出郢都后，楚国君臣经过一番艰苦努力，凭借国际社会的人道主义援助侥幸复国，但此楚非彼楚，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均受到了伤筋动骨的重创，整个国家元气大伤，在短时间内很难恢复流血的伤口及往日的活力与强盛，更无法与在战争中成为暴发户的吴国抗衡了。

面对新的世界格局，已经强大起来的吴国要想进一步发展并称霸天下，势必要在南服越人和北抗齐、晋两个方面做出正确的选择，并需要在决策和行动上分清轻重缓急，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尽量避免在同一时间陷于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

当这一大的战略决策确定之后，在南进还是北上的问题上，吴国庙堂之上展开了一场激烈争论。

以伍子胥为首的部分文臣武将，坚决主张南进伐越。

而以阖闾、伯嚭为首的一派，见强楚已破，渐渐滋生出一种引兵北向中原，与齐、晋等超级大国一争雌雄的雄心。

孙武此时虽已被隔离到最高决策圈之外，但由于他在征楚战争中所显露的卓越才华和崇高威望，加之和伍子胥的私人关系，以及他本人的不甘寂寞，他不可避免地卷进了两派相争的旋涡。

在这个热得有点发烫的旋涡中，他旗帜鲜明地站在子胥一边，竭力主张南进伐越。

在他看来，位于吴国南部的邻国越国，尽管属于贫困的第三世界国家，但它却长期与超级大国楚国狼狈为奸、沆瀣一气与吴国作对。

现在它的盟友楚国已遭到了吴军的重创，但它似乎并未引以为戒，反而亡吴之心不死，摆出一副爱谁谁的架势，不知深浅地增派大军压迫吴境，张牙舞爪、兵锋咄咄，大有闻风而动，一举吞灭吴国之势。

相对于越国的敌对态势，北边齐、鲁、晋等大国的威胁，则显得并不那么迫切和严峻。

按照子胥的说法，北边的齐、鲁不过是吴国身上的一块“疥癣”

罢了，即使攻陷齐、鲁，也“譬犹石田，无所用之”

。

而越国则是吴国的心腹之患，如不尽早将其放倒摆平，则必受其大害。

因而，孙武除了私下里对向南还是北向的决策圈施加自己的影响外，还撰写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论证越国对吴国的威胁以及即将形成的心腹之患，并以越国为假设之敌，形象地阐明了自己的战略原则与政治主张。

这一原则与主张，大多通过不同的渠道献给了阖闾，有一部分精华留在了其不断修订的《兵法十三篇》中，为后世所了解。

阖闾、伯嚭之流尽管与孙武、子胥持相反的态度，但毕竟越国近在咫尺，并屯兵边境，整日对吴国虎视眈眈，隔三岔五地还要来一次骚扰进犯，弄得吴国上下鸡飞狗跳、不得安宁。

在这种情况下，阖闾不得不暂时采纳孙武、伍子胥等人的战略方针，将进攻打击的矛头首先对准越国，并等待机会给对方施以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