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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历史的印痕 曾国之谜（第1页）

第九章历史的印痕曾国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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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擂鼓墩古墓发掘进入尾声时，为便于上下左右各方面了解墓葬出土器物和墓主、陪葬人等等情况，发掘小组曾编撰了一份供内部传阅的发掘简报（截至1978年7月3日），最后的小结部分这样说道：

该墓共有4个室，西室仅系其中之一，就出了彩绘棺13具（如果加上东室的10具，一共有23具），这是一个空前的发现。

这数目众多的彩绘棺，所殓之人肯定是殉葬者。

从棺的内室来看，最长者才1.72米（棺④，方棺），最短者仅1.62米（棺?，弧棺），考虑到这些人入葬时还有穿戴之物在身上，所以，他（她）们的身高不会超过1.7米，棺?所殓之人则不会超过1.6米。

这批悲惨的殉葬者属男属女，留待以后定论。

不过从墓椁室的分布情况来看，有的同志认为，西室完全依附于中室，并有门洞与之相通（当然，东、北室均有门洞通中室），而中室恰好又是集中了该墓礼乐器的绝大多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室是一个古代贵族豪门的礼乐厅在墓葬上的反映。

所以，葬于西室的人生前很可能是专门奏乐跳舞的，墓主人（葬于东室）妄想死后也驱使他（她）们舞乐于阴间，自己观舞于“庭”

，钟鸣鼎食，一如生前。

把自己的养尊处优建筑在劳动人民尸骨之上的统治阶级思想意识，就是这样惨无人道、令人发指。

西室的棺有两种，弧棺和方棺。

前者比后者要少，东室除1具巨大的主棺（外棺套着内棺）和1具没有刷漆的素面小棺外（殓1具狗骨架），还有8具彩绘棺（其中1具刷漆素面），与西室的大小约略相同。

而这8具彩绘棺全部系弧棺。

这就告诉我们：殓于弧棺的人，其身份很可能比殓于方棺的人的身份要高一些。

因为，古墓分东、西二室葬棺，墓主之棺又是置于东室的，只有幸臣宠姬才能与墓主同室而葬。

那么，西室的葬于弧棺内的人就有可能比葬于方棺的人要上等一些。

尤其引人注意的是，西室棺②（弧棺）有两床竹席裹尸（注：棺④也出了两床竹席，其他的棺内是否也如此，由于在清理时关注不够，加上保存情况较差，没有搞清楚是否均系二床竹席，但各棺内均有一床竹席裹尸，这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出一件该墓独一无二的漆木鸭子，上面绘有敲击鼓的图案。

这个人会不会是葬于西室的奏乐队和歌舞手的领头者呢？值得怀疑。

该墓椁室的结构系单元组合，比汉代盛行的空间分隔式要早一些，有的同志认为，该墓的时代应定在春秋战国时期（或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

该墓位于当时的随国境内，受楚文化的影响较大，根据一些同志分析，在椁板顶铺竹席和棺内竹席裹尸，以及无论是弧棺、方棺，底板均悬空等，都是楚墓的特点。

不过该墓除这些与楚墓特点相同外，当然还会有其他的情况与楚墓有密切关系。

然而，毕竟也具有一些独特之处。

比如，弧棺的弧度不大，底板悬空度也不大，填土内积石积炭（楚墓大多没有），墓内没出镇墓兽（楚墓大多数是有的）等等。

有的同志认为，楚文化以荆州和长沙为代表而各具特色，比如荆州的楚墓多出弧棺，长沙楚墓多出方棺，而擂鼓墩M1号古墓则兼而有之。

这一切，连同墓主和下葬年代等等，都是今后将要展开研究的问题。

[1]

墓主到底是谁，下葬年代又在何时呢？

裘、李二人的观点得到了大多数考古发掘者的赞同，在后来编撰的大型学术报告《曾侯乙墓》中，编撰者对各种观点总结后说道：“在此墓出土的青铜礼器、用器、乐器和兵器上，‘曾侯乙’三字计有208处出现。

在考古发掘中，同一人名作为物主如此多地出现于一座墓的器物上，还没有先例，不容忽视它对判明墓主的意义。”

又说：“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墓中出土的铜镈上面的铭文，载明该镈是楚惠王赠送给曾侯乙的。

楚惠王为曾侯乙铸镈，而‘曾侯乙’三字又作为器物的所有者反复出现于许多铜器上，这就只能说明，接受楚王赠镈的曾侯乙，正是拥有这些铜器的曾侯乙，也正是此墓的主人。”

[2]

曾侯乙墓出土竹简上的墨书文字，这批竹简是目前中国所能见到的最早竹简实物之一

曾侯乙墓出土竹简，长70～75厘米，宽1厘米左右，字书于篾黄一面，墨书篆体，每简字数不等，最少的4字，最多的62字，共计6696字。

在中国先秦古墓发掘中，一次出土这么多字的竹简，尚属首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