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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坑内不祥的纷争（第1页）

墓坑内不祥的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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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王振江、白荣金两人将竹书提取出来以后，原想里边的文物已经取尽，即使有，也只是一点丝织品之类的文物，不可能有大的收获了，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就在这个漆奁盛装的竹书下面，却藏匿着整个二、三号墓最大的秘密——帛书，即在丝织物上书写文字的书。

纵观中国文字的历史，从春秋时代起，除以竹木简作为主要的书写材料外，借用丝绸来写书作画的风气也开始流行起来。

由于帛书具有写起来便利、看起来清楚、携带方便等优点，所以直到造纸术发明后的很长一段时期，仍被上流社会采用。

当然，帛书较之竹书也有它的缺点或者说短处，那就是价格昂贵。

从整个帛书产生、发展、盛行的时代看，似乎只有贵族才能使用，因为一般穷书生是买不起价格昂贵的丝织品的。

据说三国时的曹丕，把自己所著的《典论》和几篇诗赋，用帛抄了一份送给东吴的孙权，同时又用纸抄了一份送给孙权的谋臣张昭。

从帛与纸所赠给的不同身份的主人看，说明帛书更为珍贵。

但是，帛书的另一个缺点就是难以长期保存。

由于丝织品极易霉变腐烂，在考古发掘中很难见到。

就长沙地区而言，新中国成立后调查、发掘的几千座古墓，没有见到一部帛书，唯一出土的就是新中国成立前被盗墓贼在长沙子弹库一座楚墓中盗出的一小幅。

而这幅世之罕见的珍品，还于20世纪40年代被美国的柯克思席卷而去了（前文已有叙述）。

于是，帛书在中国的文物收藏中，成了一项空白。

对于帛书内容的研究也就无从谈起了。

这次在57号漆奁内竹简下发现的帛书，大部分叠成长方形，由于年久日深，除发生不同程度的霉变外，幅与幅之间几乎都粘连在一起，提取更加困难，稍不留神就会发生残损现象。

对于这帛书如何提取的问题，王振江、白荣金、王?、高至喜、周世荣等人做了一番研究后，决定先在一个漆盘里放上薄薄的一层水，然后由王振江、周世荣用小铁铲一点点地将帛书粘连的部分剔开，再按幅揭起并拿到盛水的漆盘中。

这样便可防止丝织品见到阳光和空气后，发生变干、变质、变色的不良后果。

当王、周两人将竹简下的帛书全部提取出来之后，令人意想不到和惊骇的是，在这个漆奁中的另一个空格内，又发现了数量更多的帛书和夹杂在其间的帛画。

这批帛书与帛画依然是压在一堆漆器之下，同样的是因年久日深而粘连在一起。

这批帛书未等王振江、周世荣等人前来提取，早有一名来自北京的以裱画为职业的裱画老技工耐不住寂寞了。

这位老技工赴长沙时未带一件自己常用的工具，即使带来，那裱画工具跟考古工具也是驴唇很难对上马嘴。

尽管如此，这位老技工在看到王振江等人用自制的考古工具剔除、隔离、提取帛书时，他也急中生智地就地取材，找来一块竹片，照准漆奁另一空格内那大批的帛书、帛画剔剜起来。

待他感到已剔剜得差不多时，又找来一根铁丝用两只手将其弯成钩状，开始蹲下身钩取空格内的帛书、帛画。

因当时其他的考古人员都在忙着做不同的事情，没人太注意这位老技工荒唐的举动。

当发现时，已经晚了。

此时，那位老技工在经过一阵剔剜和吊钩的折腾之后，已弄出了几幅帛书和一幅帛画，那帛书已被他剔剜得残缺不全，帛画更是支离破碎，惨不忍睹。

面对如此令人心痛气恼的情景，考古组的高至喜、王?、周世荣和王振江等人，立即当头棒喝，给这位老技工一番严厉的教训后，勒令他立即停止这荒唐莽撞的动作。

但这位老技工见众人对自己同仇敌忾般地训斥，自是不甘于臣服，遂和众考古人员争吵起来。

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处长陈滋德闻声赶来，弄清事情真相后，采取了一个和稀泥的办法，让老技工放弃57号漆奁内帛书、帛画的提取，而转入椁室内部提取棺室东西两壁的帛画。

这两幅帛画在打开椁室后即被发现，只是由于四周边箱的文物尚未清理，这两幅帛画也就没有得以及时提取。

现在，边箱中的文物基本清理完毕，陈滋德始让这位老技工前来提取。

在陈滋德的眼中，似乎能裱画的人就一定能成功地提取帛画。

然而，陈滋德错了，裱画毕竟不是考古发掘，换言之，裱画的高手不一定是考古发掘的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