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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多星王振江出山（第4页）

话题再回到发掘现场。

事实上，对于王振江的精湛表演，并不是所有在场的专家都给予喝彩，仍有少数专家对此表示不屑一顾，而仍在各显神通地争相提取器物。

当大多数器物被提取之后，抵牾的焦点便落在了本次发掘具有重大意义的东边箱一个编为57号的漆奁中。

这个漆奁长达60.2厘米，通体黑素无纹饰，原夹杂在一些漆器中间，从外部形状看，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

当把这个漆奁打开后，里面铺盖着一件丝织品，将丝织品揭去，露出了由五个空格组成的空间。

在其中一个空格里，考古人员发现了两卷竹简，从外观上看，其数量少于此前在西边箱发现的竹简，但散乱的程度几乎相似。

由于漆奁较西边箱狭小了许多，提取更加困难。

鉴于王振江此前在西边箱提取竹简时的高超技术，这两卷竹简的提取，看来还是非他莫属。

王振江蹲在漆奁边看了看，见这两卷竹简虽然散乱不堪，但整体关系尚能分辨，从竹简中松散的丝绳看，这应是两卷完整的竹书。

众所周知，造纸术的发明是中国古代对人类文明做出的重大贡献之一，但造纸术的发明是产生于东汉时期的事情。

据说是一个叫蔡伦的太监发明的。

但20世纪50年代，考古学家程学华在西安灞桥一座西汉的墓葬中，发现了较为粗糙的像麻布和类似纤维制成的纸，从而推翻了蔡伦造纸的说法，并把纸的制造和使用推前了200余年。

尽管灞桥纸的发现轰动了考古界和科技界，但从所发现的纸的质量来看，似只是一种雏形，还很难普遍应用，而真正的普遍应用至少在西汉晚期和东汉早期。

既然如此，在这之前人们如何用文字记事呢？从考古发掘的实物来看，早在殷代，已经有著名的刻在甲骨上的记载，在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传播文化的主要是竹、帛。

竹指的是把竹子削成片，用来写字，这便是所谓的竹简。

这种方法的应用，据考证至迟在西周就开始了，到春秋时已十分普遍。

如在墨子的书里，就不止一次提到“著于竹帛”

。

要写成一篇文章或一部书，通常要用许多支竹简。

为了不致散乱，也为了阅读的方便，当文章或书写成之后，就要用丝绳或者皮带，按文字的先后次序将竹简编辑起来。

这种编就的竹简就称为“韦编”

。

竹简被编成卷后，称为竹书。

由于竹简容字少，体积大，所以书写、阅读、携带都不方便。

如传闻孔子在阅读《周易》时，曾先后将用牛皮丝带编成的竹书，翻断过三次。

据说当年的秦始皇每天批阅的简牍公文，以一石（520秦斤，约合现代50多斤）为度。

西汉时，著名的滑稽书生东方朔，曾写过一篇奏章给汉武帝，共用竹简3000支，由两位大汉才抬进宫去。

竹书的笨拙与沉重可见一斑。

此时，王振江所见到的两卷带有丝绳的竹简，应是竹书无疑。

不过没有东方朔弄的那卷书庞大。

看上去也就是一二百支的样子。

由于年久日深，只看到竹简上有密密麻麻的墨书点，书写文字一时无法详细分辨出来。

三号墓发掘人员打开存放帛书的黑色长方形漆奁

王振江对着竹简观察了一阵，感到在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内，显然不宜再用在西边箱提取竹简时，中间填棉花，外部刷石膏浆制成“蛋壳”

的老法。

必须采取新的提取方法。

想到这里，他将自己的老搭档白荣金叫过来，面对竹简共同观察、分析和探讨，终于想出了一个既简单又保险的方法。

正在王振江、白荣金两人准备工具的同时，有的专家认为王、白两人已是黔驴技穷，很难想出巧妙的方法予以提取，便主张干脆将漆奁搬出倒扣过来，这样如同竹筒倒豆子，里边的器物全部可以一次性倒出来，免得许多麻烦。

这个主张自然遭到了王、白两人和大多数专家的反对，王振江当场表示：“我们已经想出了提取方法，现在便可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