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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侯墓地的分期与年代测定（第1页）

晋侯墓地的分期与年代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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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自武王克商到幽王，共经历了11世12王。

因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已经给出了自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下的纪年，这就为西周年代学的建立提供了可靠的基准点，夏商周断代工程涉及的西周年代学研究范围为：

关于西周年代学的研究，主要以文献研究为基础，通过考古学文化的分期与测年，建立年代学框架，同时构建金文（青铜器铭文）历谱并对有关天文材料进行计算，排出列王年代。

这个课题由著名考古学家张长寿负责。

1985年，张长寿率考古队员在张家坡西周墓地157号墓墓道中发掘的拆散的车子痕迹

张长寿，1929年生于上海，1948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1950年转入燕京大学历史系，1952年毕业。

1956年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长期致力于陕西丰镐遗址的田野考古发掘和研究。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近40年的时间里，他和考古所丰镐发掘队的胡谦盈等考古学家一道，在陕西长安县沣河两岸，揭露了大面积的居住遗址和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发掘了数以千计的墓葬和多处青铜器窖藏。

从张家坡发掘的两座唐代墓葬出土的墓志中，他推定此处就是久已迷失的丰京遗址。

在此期间，根据在客省庄和张家坡等地的考古发掘、资料整理与研究成果，先后参与、主持编写了《沣西发掘报告》和《张家坡西周墓地》两部大型田野考古报告，基本确定了西周时期相对早晚的文化分期和年代序列。

值得特别提及的是，在《沣西发掘报告》出版4年之后的1967年，张长寿与胡谦盈等考古人员，在张家坡附近配合当地基本建设过程中，调查、发掘了西周墓葬及车马坑等共136座，并发现了独特的M89号墓葬。

通过对随葬器物等深入细致的研究，M89号墓葬的年代被推定为周人在克商前作邑于丰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

从而，在考古学文化上就建立起沣西地区由作邑于丰的先周时期，直至西周末年的完整的周文化年代序列。

在从事考古工作的几十年中，张长寿先后为副研究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并曾出任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兼夏商周研究室主任等职。

同时兼任德意志国家考古所通讯院士。

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他凭借在丰镐遗址从事田野考古发掘近四十年之资历，以及在西周文化分期和年代学断代研究中的学术成就，被“工程”

聘为“西周列王的年代学研究”

这一课题的总负责人。

同时，由于他在西周青铜器研究方面具有深厚的造诣，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之始，他还与王世民、陈公柔两位青铜器研究专家，承担了“西周青铜器分期研究”

专题的具体研究工作，从而使自己的特长和学识得以多方位地发挥出来。

就考古学而言，与西周年代学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遗址和山西曲沃天马—曲村晋国遗址。

通过对琉璃河和天马—曲村遗址的考古分期研究，可以建立起系统的西周燕文化和晋文化编年序列。

而对这两个文化序列的14C测年研究，又能够建立自周初开始的比较完整的西周年代框架，并作为确定西周始年的重要佐证。

在对天马—曲村遗址晋侯墓地所见晋侯世系证认和测年的基础上，结合《史记·晋世家》等文献，还可以将西周列王与晋侯年代做横向比较，使所得年代框架与历史真相相合。

天马—曲村晋侯墓地发掘点。

当地文物部门人员（右）对作者说：“我脚下踩的地方就是一个大墓，原来这一片都是庄稼地，保护得好好的，80年代中期，盗墓风潮兴起，才乱了套。”

（颜竹摄）

前文已述，作为早期晋都的天马—曲村遗址，由于汉以来历史学家已不知具体地望，乃至以讹传讹，穿凿附会，致使这座曾显赫一时的古代都邑在地下埋没两千余年无人知晓。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在1986年考古人员正式发掘之前，该遗址从未被盗掘，成为中国大地上已发现的西周、春秋国都遗址中唯一完整幸存的。

如此罕见的典型性遗址，无论是对晋文化还是对整个华夏文明的研究，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但1986年之后，该遗址被盗墓贼贪婪的目光所注意，从此，盗墓狂潮席卷而来，成百上千的人携带雷管、炸药和探铲，嘴里喊着“要致富，去挖墓，一天一个万元户”

的口号，成群结队地涌入遗址，大肆进行盗掘活动。

几年之间，凡遗址内的重要墓葬十之七八均被盗掘，墓内随葬器物被洗劫一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