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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最不完全、最低级的无机物都可以不受任何事态的影响继续存在，然而具有最完全、最复杂，巧妙得无法描述其组织的生物，却经常除旧更新，短时间后必归于乌有，而把自己的场所让给从无而进入生存之中的新同类。

显而易见，这是很不合理的现象，它绝不可能是事物的真实秩序，秘而不宣之处一定很多。

说得确实一点，我们的智慧被限制，看不出背后隐秘的生命运作机理。

总之，我们必须了解，生与死、个体的存在与非存在，两者虽对立，但也只是相对的，更非自然心声。

它使我们形成错觉，皆因自然实在无法表现事物的本质和世界的真正秩序。

绕着大弯说了一大堆，相信诸位心里必会涌起我刚才所述的那种直观的信念。

当然，如果他是个平庸至极的人，他的精神力和动物的智慧无大差别，只限于能认识个体的话，则属例外。

反之，只要有稍高的能力，就可以看出个体之中的普遍相，看出其理念的人，便该有某种程度的信心。

而且，这种信心是直接的，因而不会有差错。

实际上，那些以为死亡是本身的破灭而过分恐惧的人，多半只是一些观念狭隘的人；至于优秀卓越的人，可完全免除这种恐惧心。

柏拉图把他的哲学基础放在观念论的认识上，在个体中看出他们的普遍相，这是很正确的。

然而，我刚才所述的那种直接从自然的理解所产生的信念，在《吠陀经·奥义书》（4）的作者心中却是根深蒂固得出乎常人想象之外。

从他们所说的无数言辞中，能把那种信念强烈地迫近到我们胸中来，令人不得不以为他们的精神能直接受到这种启发，是因为这些贤哲在时间上比较接近人类的根源，能够明显地理解深刻的事物本质。

印度那种阴郁神秘的自然背景，对他们的理解的确有所帮助。

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康德的伟大精神所形成的彻底反省中达到和他们相同的结果。

反省告诉我们，那迅速流转而为我们的智力所能理解的现象界，并非事物的真相，也不是事物的终极本质，只不过是它的现象而已。

若再进一步说明的话，智慧原本就是由意志赋予的动机；当意志追逐它的琐碎目的，指定智慧要为它服务，智慧为意志获取目的时，就是这纷繁杂乱而又看似有序的现象世界。

我们再客观地观察自然现象，假若我现在想杀死一只动物，不管是狗、鸟、青蛙或昆虫，这时，它们大概万万想不到，它们的生命原动力会在我的恶作剧或不慎的行为下归于乌有。

反之，在所有的瞬间中，以无限多样的姿态满注自然力和生命欲而诞生的数百万种动物，它们也绝对想不到在生殖行为之前，一切皆无，它们是从无中创造出新生命。

再说，一个动物从我的眼前消失，它将往何处去？不知道。

另一个动物出现，它又是从何而来？我也不知道。

这两个具备相同性质、相同性格和体形的动物，唯一不同的只是物质，它们把这些物质不断地丢弃，而产生新的生命，使自身生命更新。

就此看来，已消失的东西和代之而起的生命，本质应该完全相同，只不过稍微有了变化，生存形式稍微更新而已。

因此，我们不妨说死亡之于种族，犹如睡眠之于个人，这种假定是很合理的。

不论在哪里都无例外，自然的纯粹象征是圆形，因为圆形是循环的图示。

这是自然界最普遍的形式，上自天体运行，下至有机体的生生死死，万物之中的所行所为，只有由于这种图示在时间和其内容不断的流动中，才可能产生一种现实存在，即眼前的自然。

我们不妨观察一下秋天昆虫的小宇宙，有的为了漫长的冬眠，预先准备自己的床铺；有的变成蛹以度过冬天，到春天时，才觉醒自己业已返老还童，已是完全之身才作起茧来；更有许多昆虫像被死神的手腕抓住似的休息，只为了他日从它们的卵中产生新的种子，专心一意地整顿适合卵生存的场所。

这些都是自然的伟大不朽的法则，它告诉我们，死亡和睡眠之间并无根本区别，对生命并无任何危害。

昆虫预备巢穴或营筑自己的小房子，在那里产卵，把翌年春天即将出世的幼虫的食物安排妥当，然后，静待死亡来临。

这正如人们在前一天晚上为翌晨所要用的衣物或食物而张罗、忧虑、准备，然后才能安心就寝一般。

同时，昆虫春生秋死，也和人类就寝和起床一样，如果这种春生秋死和它的真正本质不同的话，它根本就不会发生。

我们做这样的观察之后，再回到我们本身和我们的种族上来，若瞻望遥远的未来，人们脑中难免升起：此后将有数百万的个人以异样的风俗习惯而表现，他们究竟从何而来？他们如今又在哪里？难道有一种巨大无比的“虚无”

藏匿着那些后代人？如果你无视本质问题，也许这真是唯一的答案。

但你所恐惧的虚无深渊究竟在哪里？至此，你应该恍悟，万物都有它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