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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庄园制度（第3页）

所以马克思说：“领主的胃口，是对于农民榨取的限度。”

至于农民在传统上被强制的贡献，则受到庄园法和利益的一致保护。

（2）国家因为租税征收上的利害关系而维护农民后，法学家，尤其是法国的法学家，也起而加以干涉了。

罗马法并不像普通人所想的那样，使古代日耳曼的农民法律趋于崩溃，事实上恰好相反，正是利于农民而反对贵族的。

（3）农民对于土地，有不可分离的义务。

其中有因个人的效忠而起的，也有因领主须对农民的租税负责所致的。

但此种义务，逐渐被贵族们所利用。

农民如果想脱离自治体，他们就必须放弃其所拥有的土地，并且找到他们的替代者。

（4）农民对于土地所拥有的权利，变得非常分化。

对于不自由的农民来说，当其死亡时，领主一般有收回其土地的权利。

倘若没有多余的农民，因此不能利用其所收回的土地时，领主就要征收死亡税和遗产税等。

自由民亦有两种：或是佃农，随时可将契约解除；或是世袭的租借民，则不得任意解除契约。

两者的法律关系，亦均清楚明白；不过国家的权力屡加干涉，而且发布禁止解除的通告（所谓租佃权）。

本来是自由民，之后成为领主的从属者，自然为领主所束缚，反过来说，领主亦与从属者相关联。

领主不得将自由农民简单地解约，早自《萨克森法典》（Saspiegel）制定以来，领主对于自由农民，就必须用金钱支付小注的资本。

（5）领主往往把马尔克及牧场都兼并为自己的产业。

开始时，酋长本来是马尔克的首领。

经过中世纪，领主的统治权逐渐发展出对于马尔克牧场和村落牧场的封建专有权。

16世纪时的日耳曼农民战争，主要反对的是此种夺取，而不是租贡高导致的。

农民要求得到自由草地及自由森林，但因为土地已过少而不能给予，结果就有了危害不浅的滥伐森林行为，例如在西西里。

（6）庄园领主攫取了许多的特权，例如磨粉特权、酿酒特权、面包制造特权等。

这类垄断权，最初并不是强制获得的，大概因为当时只有庄园领主，才有能力置办磨臼和其他的设备。

到了后来，在其使用上，才开始渐渐实行压迫性的强制。

此外，关于渔猎和运送业务等，领主亦有许多特权。

这类权利，产生于对酋长（之后对裁判领主）的义务，用于经济上的目的。

领主利用隶属的农民之方式，并非将农民当作劳动力，而是将其当作地租支付者，此曾遍行于全世界，不过亦有两个例外。

这两个例外，当于后面第六节“庄园内部资本主义的发展”

中进行讨论。

这种利用方法的理由有种种：第一，是领主的传统主义。

即把农民当作劳动力来使用时，必须先建立自己的经济大本营，但领主没有这样的魄力。

第二，当骑兵为军队的中心时，领主因为主从的义务关系而不得不受到拘束，农民亦不能避开战争，且领主没有自己的流动资本，宁可将实际经营的损失风险转嫁于农民身上。

此外还有一个理由，即在欧洲，领主因庄园法而受到拘束。

但在亚洲，领主为了市场贩卖而生产时，农民已不能期望得到充分的保护，因为那里根本没有类似于罗马法的法则，在亚洲，也未曾发展过服役农场。

领主可用下列的方法获得地租：一是纳贡，即自由民出资财，奴隶出人力；二是所有权变更时收取的费用，即领主在农民财产进行买卖时所取；三是继承税及结婚许可费，即领主将土地遗产移交给农民的继承人时，或者许可农民的女儿嫁给其他司法区或农奴管区外的人时，就可征收此项费用；四是领主的特权，以森林税、地税等来征收，例如森林中猪的饲料之捐税；五是将运输费及道路桥梁的建筑费转嫁于农民，此为间接的方法。

此等捐税与负担，本是庄园制度下所有的，在西德、南德及法国，实为庄园制度的典范，而且可说是一般庄园制度中最古老的形态。

但这种制度，是以分散的庄园制度为前提的。

也就是说，领主分散在各处的所有地，各设庄司一人，此庄司对于居住在其邻近隶属于领主的农民，征收实物捐税及货币捐税，且监督农民并令其尽到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