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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 庄园内部资本主义的发展 01（第4页）

1713年时，领主拥有了施行笞刑之权。

领地的管理者可以任意婚配农民。

租税的多寡根据领主的意思来确定，补充者的征发亦如此。

领主有权将不顺从的农民放逐于西伯利亚，可以随时没收农民的财产，虽然也有些农民潜藏其财产而积累成巨富的。

为农民主持公道的法庭是没有的。

农民是地租之源或劳动力；俄罗斯的中部，将农民当作前一种用法；后者多在有输出可能性的西部。

俄罗斯的农民就在此状态下，直到19世纪。

在德意志，租地制度仍存在的西部，与庄园经济所通行的东部及奥地利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别。

开始时农民的状态，无论在何处，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在东部还更加有利些。

东部开始时并没有农奴制度，而且有德意志最好的土地法，农民居住在大的所有地（与古代国王的领地相似）上，农民土地的没收，自普鲁士的腓特烈一世及玛丽娅·特蕾莎（MariaTheresia）以来，因为农民是租税负担者及兵役服务者，已经被国家权力所禁止。

就是在汉诺威（Hannover）和威斯特伐利亚也禁止没收农民的土地，但是在莱茵地区以及德意志西南部是得到许可的。

不过东部农民土地的没收，曾行诸广大的范围内，西部及南部方面则不是如此。

其理由有种种。

在西部，自三十年战争后，农民的所有地已重新分配过，而在东部，则被合并成大规模的地产了。

在西部及南部，通行混合所有地，在东部则有贵族连在一起的大农场。

在西部与南部，虽然也有贵族连在一起的大农场，但还没有大规模的领地经营。

因为在这种地方，庄园支配、农奴支配及司法支配各自分离，故农民可借一方之力来对付另一方。

而在东部，此三者集于一人之手，故成为统一的受封领地。

在这种状况下，没收农民土地或强迫农民接受强制性劳役成为易事。

虽然这种权力本来只限于裁判领主，但庄园领主也有此权力了。

另外，东部比西部有较少的教会土地，而教会传统比世俗庄园领主对于农民的待遇要好些。

东部的土地即使在教会的手中——如澳大利亚的土地是在修道院手中——其经营也比世俗的所有者要合理些，但并不是以贩卖为目的的经营。

因此，市场的关系对于东部和西部之间的对立，确实有决定性的作用。

凡地方市场不能容纳谷物生产的分量时，就不得不向远方输出，于是产生了地产经济。

然而一位汉堡的商人，既然不能与马尔克或西里西亚（S）的农民进行个别的交易，就自然而然地向地产农业过渡了。

不过，南部及西部的农民因为近处有城镇，因此可在该处贩卖自己的产品，在这些地方，地主得以利用农民作为其地租的源泉，但在东部仅能利用农民的劳动力。

地图上城市的分布密度渐减时，地产出现的密度反而渐增。

此外，西部、南部的庄园法及与此相关的力量，也帮助原有的农民继续存在下去。

甚至有人说南德及西德的农民战争也与此种发展过程有关，战争虽然因为农民的失败而终结了，但其带来的影响与一次失败的总罢工一样，对于领主而言不是很好的预兆。

英国在14世纪时也有过农民战争，农民仍然被剥夺了土地。

至于波兰及德国东部不发生农民暴动，则是因为农民暴动与其他一切革命相同，并不是在情形最恶劣的地方爆发的，而是发生在革命者已有相当程度的自觉意识的地方。

庄园领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用术语来说，在东部并非地主和农奴的关系，而是世袭的臣属关系。

农民是地产的附属物，随同地产而被买卖。

在德国易北河以东，除诸侯领地的农民之外——诸侯的领地极为广大，例如在梅克伦堡（Meburg），占土地总面积的一半——还有私人庄园领主的农民。

其所有权也各自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