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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法律上的农民解放还不曾有过。

在形式上，中世纪时的权利至今尚存，不过在查理二世时，农奴制度已被废止，而且封赐的土地已变为私人的财产，只有“佃册地”

是明显的例外。

这些土地本为非自由农民所有，所有者没有与此有关的正式合约，仅有记载于庄园记录中的抄本。

在英国，市场之存在这一事实，使庄园制度崩坏了，而且是起于内部。

与此相对应的，是有利于领主的农民所有地的丧失。

农民虽然获得了解放，但没有了土地。

在法国，此项发展与上述正好相反。

在这里，1789年8月4日夜间的革命，一举终结了封建制度。

不过当时所做出的决议，尚有释明的必要。

国民议会的立法宣称，凡有利于庄园领主的农民所有地的负担，均有封建性质，应无赔偿地取消。

此外，国家没收了很多革命后逃往外国的贵族及教会的土地，将它们分给市民及农民。

然而在封建的负担被废止以前，平等的继承权及实物分配存在已久，故其结果使得法国与英国相反，成为中小农民的国家。

领主的土地专有之丧失，成就了有利于农民的土地专有。

之所以有此可能，是因为法国的庄园领主是宫廷贵族，而不是农业经营者，他们的家族很容易获得军职或官职，对于终身俸禄也有垄断的要求权。

因此，革命并没有破坏生产组织，只是把地租关系颠覆了而已。

德国南部及西部的发展过程，比较缺少革命性，也曾经过各个阶段，但大体上与上述的情况相同。

在巴登方面，1780年时，农民的解放已由受重农学派影响的腓特烈四世开始了。

德国南部诸州在解放运动后实行了成文宪法的制度，这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在立宪国家内，具有农奴制度性质的状态最终不能存在，因此无限制的徭役、纳贡以及含有农奴性质的服务，在巴伐利亚，已在蒙特格拉斯（Montgelas）之时于1808年被废止了（规定在1818年的宪法中）。

农民的转让自由亦不久后确定，最后又规定了有利的所有权。

这是整个德国南部和西部，于19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实行的，不过在巴伐利亚，实际上直至1848年时才实现。

至1848年时，各处农民负担的最后遗迹，亦通过国家信用机关之力，用货币赎还法来废止。

例如在巴伐利亚，所有人的纳贡，均无赔偿地被废止，其他的则改为货币的纳贡，而且是可赎还的。

同时，封建的关系可以无条件地解除。

因此，在德国南部及西部，领主失去其专有领地，土地归农民所有。

所以发展的情形与法国相同，不过较缓而已，而且以法律的手段来实行。

在东部，即奥地利、普鲁士的东部诸省、俄国以及波兰等地，其经过与此不同。

倘若在这些地方用法国的方式，则仅能破坏已存的农业制度，徒然陷入混乱状态而已。

或许可像丹麦那样，引起庄园向农民所有地的演变，不过要废除所有封建的负担，是不可能的事。

东部的领地领主，既没有农具，也没有可以工作的牲畜。

没有农民无产阶级，只有负有劳役及手工义务的小有产者。

领主就依靠这类小有产者的劳动，来耕作自己的土地，故此种农村劳动体制不能遽然废止。

还有一层困难，即农村地方的行政，并没有官吏来担任，而是委托于有名声的领地贵族。

因此，这里只能像英国那样，而像法国那样依靠懂法的官吏实行严格的制度，则是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