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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 合理的国家（第4页）

就皇帝而言，在腓特烈一世的统治下，亦曾有一些商业政策的萌芽。

例如，评定价格以及惠及德国商人而与英国缔结的关税条约。

腓特烈二世虽然维持着公众和平，但大体上只采取对于富商有利的纯国库财政政策，且将各种特权（尤其是关税豁免权）给予他们。

德国皇帝的唯一经济政策为对莱茵关税之斗争。

但此斗争，因割据莱茵地区之小领主为数过多，大体上可谓毫无结果。

此外便是没有计划的经济政策。

至于西格蒙德皇帝对威尼斯的封锁政策或莱茵地区的封锁（对科隆的斗争）等各种方案，表面上虽似经济的性质，实际上则为政治的性质。

关税政策掌控于地方诸侯手中，除少数例外，他们均未实行有计划的经济振兴之政策。

他们的主要目的如下：首先，为奖励本地的商业而反对远方的商业，尤其鼓励城市与其近郊农村的交易；输出关税常较输入关税为高。

其次，关税上使本地商人占有利的地位。

因为诸侯希望多使用自己的道路，从而增加国库的收入，故对交通设置有差别的关税。

为达此目的，他们甚至采取强制使用道路与强制互市法律的系统化。

最后，给城市商人以特权，例如巴伐利亚的富豪路易斯以打压一般乡村商人而自夸。

那时尚未有保护关税，只有少数例外，如对于意大利的输入竞争所设定的蒂罗尔葡萄酒关税。

一切关税政策均立于国库财政与传统的生活标准之观点上。

上溯至13世纪，许多关税条约亦立于同样的基础之上，关税的技术亦发生变化；起初曾实行六十分之一的从价关税，至14世纪时，因关税同时发挥了消费税的功能，曾升至十二分之一。

昔时，尚无如保护关税的近代商业政策，只实行间接的商业禁止；在需要保护国内手工业者与批发商时，往往暂时取消此种禁止。

有时，亦只容许批发贸易，禁止零售贸易。

诸侯之合理的经济政策之痕迹最初见于14世纪的英国，此即亚当·斯密（AdamSmith）所谓的重商主义。

三、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的本质在于将资本主义的工业观点运用到政治方面，国家的行政类似于完全由资本主义的企业者所组成。

对外经济政策以尽量占取对手的便宜为原则，尽量廉价买入，高价卖出。

其目的在于使国家的对外支配权强大。

故重商主义代表近代权力国家的发展，此权力国家的形成直接源于诸侯岁入的增加；间接方面，则源于人民纳税能力的提高。

重商主义政策的前提为尽量开发国内获得货币的资源。

如果认为重商主义的理论家与政治家混淆了贵金属与国家财富，则是错误的。

他们深知纳税力为财富之根源，因此，为提高纳税力，他们曾尽一切努力在国内保持有消失危险的货币。

重商主义纲领的第二点——与此制度之获取权力政策有不可分离的关系——为尽量增加人口并赡养日益增加的人口，尽量保障获得对外的市场。

这尤其适用于那种安置国内最多劳动力的产品，即制成品而非原材料。

最后，为使贸易能增进国内的纳税能力，尽量使本国商人开展贸易。

在理论方面支持这种制度的是16世纪在英国发展起来的贸易差额论，是一种以进口商品价值大于出口商品价值而使国家贫困化的理论。

英国显然为重商主义的发祥地，最初实行此制度是在1381年。

在软弱的理查德二世的统治下，发生了一次货币紧缩，国会曾设置一个调查委员会，以贸易差额概念分析了其基本特征。

当时，委员会只制订了暂定应变的法案，即设定禁止进口、奖励出口的规定；当时，英国的一切政策并非皆采取重商主义的方针。

一般人常以1440年为真正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