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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推想 变法改制（第1页）

第五推想：变法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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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推想是对第一推想的延伸。

为了追求血酬的长期最大化，土匪既然愿意建立保护掠夺对象的秩序，那么，当某种秩序带来的收益超过旧秩序时，立法者和执法者也应该愿意变法，提高或降低对掠夺对象的保护程度。

降低保护程度的变法就不多说了，历朝历代推出恶法横征暴敛的故事比比皆是。

各级官僚为了追求代理人的利益，以潜规则替换正式规则，也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

我们这里着重考虑更加重大的制度变迁，看看变法改制的终点能推至多远。

据《清世祖实录》（清世祖即顺治皇帝，1644—1661年在位）卷九十记载：“向来血战所得人口，以供种地牧马诸役。”

同书卷二十说，入关以后，“俘获人口，照例赏给登城被伤之人。”

[17]

“血战所得”

之类的措辞表明，当事人确实有以奴婢为血酬的观念。

正如前边提到的那样，满族统治集团最初就像土匪一样掠人为奴。

稍后，他们又像强盗一样，以圈地的方式掠夺了15万至22万顷土地，分给八旗将士，让奴仆为他们耕种。

[18]主子对奴仆可以任意拷打虐待。

这种制度安排对主子来说很痛快，操作起来既简单又方便，蒙元初期也曾如此办理。

问题在于，奴仆可以偷懒，可以装傻，可以偷吃偷拿，挨打受虐还可能逃亡。

顺治三年（1646年），“数月之间，逃人已几数万。”

1649年，奴仆“今俱逃尽，满洲官兵，纷纷控奏。”

1654年，“一年间，逃人几及三万，缉获者不及十分之一。”

从血酬的角度说，大规模逃亡意味着“无以慰其主而劝有功，”

[19]制度设计的酬报和激励功能丧失了。

不仅如此，圈来的土地大量抛荒，“历年并未收成，”

失地者和逃亡者又纷纷当了土匪，这种结果未免让人生出鸡飞蛋打的感觉。

满清统治者的初步反应是双重的，有退让，也有进攻。

先说退让。

顺治四年（1647年），清政府下令：“自今以后，民间田屋不得复行圈拨，著永行禁止。”

顺治八年（1651年）再次下令：“将前圈土地，尽数退还原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