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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为环境构成的土匪（第1页）

三、作为环境构成的土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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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算洋旗账的时候，黄总经理还提到了土匪。

他说：“法国人每年每月拿了我们的‘挂旗费’，也势必要出面为我们撑一下场面。

在这样的情况下，吉利洋行除派沙礼担任法方经理而外，船长也是由法国人来担任，每艘船上还派法国水兵五六人担任护航队。

在匪风猖獗时，又有法国兵轮护送。

船上不仅涂着、挂着法国旗帜，还写上‘法国商船不装士兵’，而且不许中国乘客走上轮船的三楼。

我们的轮船得到这样的掩饰、庇护，所以在我们内河畅行无阻，甚至任意开辟航线。”

这回我们看到了三万两（约等于100万人民币）挂旗费换来的实在东西：五六个法国水兵组成的护航队，还有土匪猖獗时前来护航的法国兵轮。

聚福洋行有三条轮船，应有十六七个法国水兵常年护航，按照现在的行情，请一个保安或保镖，每年总要花一两万人民币，动用这些法国水兵，一年的成本至少要二三十万元，价值挂旗费的四分之一左右。

动用兵轮自然更加昂贵，关键是买不到。

普通商人动用兵轮，在中国简直就是做梦。

这里算的只是成本，没有算水兵和兵轮的效用。

假如买不到这些保护，生意恐怕就无法做了。

如重庆口岸1919年的报告所说：“今岁大半年，自云阳以至重庆，持械盗匪，流行甚炽，无兵士护送船只，不敢行驶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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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重庆如此。

据1927年3月的《上海总商会月报》报道，1926年，广东内河的小轮船公司和渡船公司普遍亏损，“其原因以各江海盗横行，致河道梗塞，小汽船多被匪劫夺，往往一船被掠，则损失数万。

至各江渡船，因被匪勒抽不规则费用，而商货又寥寥无几，以是皆无利可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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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仅仅对付土匪这一项，挂旗费就花得值。

土匪和军阀这两样东西，都是公司经营环境中的既定存在，好比农民必须设法对付的旱涝和病虫害。

如今只花了一笔治虫费，居然连旱灾一并治了。

说到这里，我们也明白法国吉利洋行靠什么赚钱了。

他们私下倒卖给聚福洋行的，乃是法国政府向本国公民提供的公共产品——公民安全。

法国公民纳税之后，便获得了要求政府保护的权利，法国政府则有义务在世界各地保护自己的公民。

这个以契约为原型的道理，保证这种契约不落空的制度，来自卢梭等人掀起的启蒙运动和随后的法国大革命。

在这个意义上，吉利洋行向聚福洋行出售的，也是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即生活在民主宪政制度中的公民的权利。

这些东西在中国格外值钱。

享用公共产品很容易搭便车。

公民已经为这些产品纳过税，付过钱，要求军队和兵舰保护的时候就不必另外交费，军费已由法国的全体纳税人分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