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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社会民主党的抵抗活动（第1页）

第二节社会民主党的抵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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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希特勒上台前对魏玛政府采取“容忍政策”

，希特勒执政后又火烛小心，把自己的行动局限在合法的范围内，但最后还是避免不了遭取缔的噩运。

不少基层组织和党员对党的领导层不满。

同时，该党为了向希特勒政权表示“清白”

，曾于1933年3月退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执行局，又受到许多国家社会民主党的批评。

幸好执委会在政治流亡问题上早有准备，党遭取缔后，执委会大多数成员陆续流亡国外，11天后，即1933年7月2日，以奥托·韦尔斯（OttoWelles，1892—1939）和汉斯·福格尔（HansVogel，1881—1945）为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流亡执行委员会即在布拉格成立。

韦尔斯宣布该执委会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唯一合法的执行委员会。

[21]

面临新的形势，流亡执委会决定制订新的纲领，对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及时作出新的回答。

1933年底，一个反映该党左派观点的草案问世。

草案首先就社会民主党领袖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政策做了严肃的自我批评，承认“社会民主党在夺得政治民主之后，没有从根本上变革经济结构和基本生产资料所有制，企图通过改善工人状况、实行工人政策、提高工人阶级政党和工会的影响，把资本主义制度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尝试已被撞得粉碎”

。

草案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政权以后，必须把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重工业和银行转变为人民所有制，并且要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每一个反对人民意志的人都将被剥夺，从而失去公民权利”

。

草案认为，法西斯主义是中间阶层的暴乱，而法西斯主义之所以能够上台，首先是因为法西斯领袖成功地把大资本的代表、旧贵族集团拉到自己一边，“为了消灭民主及其缔造者——无产者有组织的力量，集合了所有的反动运动”

。

草案还初步承认实现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统一的必要性，认为“争取自由和社会主义的斗争要求团结所有社会主义力量”

，要把所有坚持“自由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其他政党的代表”

联合起来。

[22]

流亡执委会的大多数成员不同意该草案的内容，他们委托流亡巴黎的鲁道夫·希法亭（Rud，1877—1941）对草案作大幅度修改。

希法亭重新起草了一个草案，于1934年1月10日寄到布拉格，该草案几乎毫无修改就被执委会接受。

文件以《革命社会主义的斗争与目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策》为标题，于1934年1月28日同时在《新前进报》和《社会行动报》上发表，此即德国社会民主党1934年《布拉格宣言》（PragueDe）。

该宣言首先明确声明，德国法西斯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德国工人运动的性质和任务，要“以自由的权利代替被奴役的地位，以社会主义制度代替无法制的统治”

。

接着，宣言分别阐述了七个问题。

在第一部分“革命斗争的条件”

中，宣言强调“在反对纳粹专政的斗争中，没有妥协、改良主义和合法主义的位置。

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取决于夺取以及巩固国家政权的目标和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主张。

这个策略要求用一切服务于这个目标的手段去推翻专制”

。

由于纳粹的恐怖统治使德国国内的非法活动处于分散状态，因而要求各地的地下小组加强联合，克服本身的分散性，努力发展成为群众性的组织。

在第二部分“群众运动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