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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弘光朝廷的偏安江淮（第1页）

第三章弘光朝廷的偏安江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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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基本国策——“借虏平寇”

对于清初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史学界有不同意见。

有的人认为从清兵入关占领北京起，民族矛盾就成了主要矛盾；也有人认为由明至清阶级矛盾一直处于主要地位。

这些看法很值得商榷。

因为如果认为阶级矛盾始终是主要矛盾，那就不能正确解释为时二十年左右仁人志士的抗清运动，更不能公正评价大顺、大西农民军联明抗清的正义性。

而认为清军入关就标志着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显然不符合事实。

甲申五月，无论是满洲贵族建立的清廷，还是在南京继统的弘光朝廷，都把大顺农民军视为死敌。

直到清兵南下，弘光朝廷覆亡，清廷推行一系列民族征服、民族压迫政策，民族矛盾才上升为主要矛盾。

[1]

在弘光立国的一年时间里，特别是在其前期，朝廷上下几乎全都沉浸在借用满洲贵族兵力扫灭“流寇”

的美梦中。

可以说“联虏平寇”

（或称“借虏平寇”

）是弘光朝廷的基本国策。

奉行这一国策的背景已见上述。

但是，还有必要指出它的基本思想有其历史渊源。

崇祯年间，杨嗣昌任兵部尚书和大学士，深知朝廷兵力、财力不足以支持两线作战，曾经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

的建议[2]，具体内容是同清方达成和议，每年输送白银、缎帛等物，清方以少量人参、貂皮之类回报，实行互市；然后集中兵力扫除“流寇”

。

这在当时是迫不得已的办法，但并没有借助清方兵力对付义军的意思。

随着整个局势的恶化，一些幕僚人士开始从总结历史经验出发，考虑借用北方少数民族兵力共同镇压汉族内部的农民起义。

茅元仪写的《平巢事迹考》[3]和姚康撰《太白剑》[4]都是以唐朝末年平定黄巢起义作为借鉴，替执政大臣出谋划策。

这两本小册子毫无学术价值，编纂的目的是借古喻今。

茅元仪曾在大学士孙承宗幕中任职，姚康则曾充任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的幕僚。

他们以唐朝平定黄巢起义为题目著书立论，用意是借历史经验说明唐朝平定像黄巢起义这样大规模的农民反抗，光靠有郭子仪、李光弼这样的大将不够，还需要借用李克用的沙陀兵，招降像朱温这类义军叛徒，才有中兴之望。

弘光朝廷建立的时候，正值吴三桂降清，联兵击败大顺军，占领北京。

弘光君臣由于情报不明，对吴三桂同清朝的关系并不清楚，以为是吴三桂借清兵击败了“闯贼”

，收复神京，一个个兴高采烈，称之为“功在社稷”

的“义举”

[5]。

五月二十七日，大学士马士英疏“陈恢复大计”

说：“吴三桂宜速行接济，在海有粟可挽，有金声桓可使；而又可因三桂以款虏。

原任知县马绍愉、陈新甲曾使款奴。

昔下策，今上策也。

当咨送督辅以备驱使。”

[6]次日，弘光朝廷即决定“封关门总兵平西伯吴三桂为蓟国公，给诰券、禄米，发银五万两、漕米十万石，差官赍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