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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图书出版与学术发展（第1页）

第五节图书出版与学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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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扩建导致书籍印刷出版的大规模发展和识字率的普遍提高。

根据书展目录，图书出版数量从1564年的256本，上升到1618年的1757本。

自1530年起，读书识字的人的数量成倍增长，到1600年至少占总人口的10%了。

城市居民读书识字率自然高于农村居民；在城市里，人们也比较容易获得价格昂贵的图书。

帝国城市是图书印刷出版的中心，在上德意志地区有奥格斯堡、巴塞尔、施特拉斯堡和纽伦贝格，在下德意志地区有科伦、吕贝克和马格德堡。

1550年以后，新增汉堡和布雷斯劳。

特别是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莱比锡，它们的印刷业不仅在神圣罗马帝国，在整个欧洲都居领先地位。

海德尔贝格的巴拉丁那图书馆（Bibliothea）在1584年把由普法尔茨选侯奥特海因里希（Ottheinrich，1502—1559）扩增的基础收藏与奥格斯堡富商乌尔利希·富格尔（UlrichFugger，1490—1525）的收藏合并成为“日耳曼学者宝库”

（optimusliterataeGermahesaurus）。

偶尔得以印刷出版的“新报纸”

（报道新闻的单页印刷品）在1566年以后通过重复出现的系列报纸（带有标题和号码）已具备了期刊性质。

在16世纪80—90年代，法兰克福的《博览会通报》（Messlationen）曾经每隔半年就把各种新闻汇集起来，内容包括政治事件、饥荒、战役和天象等。

1597年，后来被称作《罗沙赫尔月报》（Rorschaatsschrift）的印刷品得以出版，它也是德意志西南部的第一份月报；1605年，又有第一份，也被多方面加以模仿的周报（Aviso）出版发行了。

越来越受到欢迎的是教派论战、道德讽喻和关于奇迹、魔法和魔鬼的文学作品，在这些作品中，社会的动**和教派的对立受到了激烈抨击，出自民间的文学作品《浮士德》（Faust）自1587年起开始广泛传播开来。

拉丁文被视为诗歌创作语言，直到1624年马丁·奥皮茨（MartinOpitz，1597—1639）才在其著作《论德意志诗歌》（BuderdeutsPoeterey）纲领性地提出这样的要求，即用德语进行诗歌创作，并且要在风格和形式上达到彼得拉克（Petrarsard）的水准。

德意志基督教人文主义者试图依据真正原始资料，恢复基督教的正确教义，而在历史编纂领域，人文主义者倡导的史料批判规则开始得到了具体实践。

信奉路德教的法学家和外交家约翰内斯·施莱达努斯（JohannesSleidanus，1506—1556）坚持以同时代的档案资料为基础写作历史，并以《皇帝卡尔五世统治下的宗教和国家状况》（DestatureligioreipublicaeCaroloV.entari），1555）和《关于四个世界君主国》（Dequattuarsummisimperis，1556）等著作为新教历史编纂拟定了解说模式。

施莱达努斯虽然属于路德教派，但并无多少教派褊狭，与之不同，《马格德堡世纪》（Magdeburger，1559—1574）一书的发起人（但不是作者）马蒂亚斯·弗拉西乌斯（MatthiasFlacius，1520—1575）和主要撰稿人约翰内斯·魏甘德（JohannesWigand，1523—1587）却有立场鲜明的党派立场。

他们两人都是马格德堡的福音教布道士，也都试图从宗教改革角度编纂教会史，说明路德教是真信仰和原始教会的复活，教皇制度和教会组织是伪造的谎言。

作者使用了史料批判方法，揭露了许多天主教文献为伪造的，这就为反天主教宣传提供了坚实基础。

但对涉及的福音教神话，他们却有意识地加以回避。

10多年后，天主教方面才以枢机主教凯萨尔·巴罗尼（CaesareBaronie，1538—1607）主持编撰的《教会编年史》（Aici，1588—1607）与之对抗，它同样辩护式地运用史料来捍卫旧教会的传统。

在教派化的过程中，原先的普世史观发生了分裂，民族共性受到干扰和破坏。

与在法国和英国的情形不同，帝国中的历史学家决不再描绘“关于本民族的过去的统一图画了”

。

人文主义曾经唤醒的祖国历史的意识逐渐淡漠，教派思想和邦国观念开始突出出来。

在政治学领域，中世纪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观在各教派学者当中继续传承，无论是路德教正统还是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辩护士都奉之为圭臬。

对于意大利人文主义政治家尼科洛·马基雅维里（Niachiavelli，1469—1527）所主张的政治独立说，许多神学家都从宗教角度加以批判；罗马教廷甚至在1559年将马基雅维利的作品列入禁书目录。

然而，随着诸侯邦国国家的形成和邦国君主专制的开始，为国家理性进行辩护的尝试也逐渐出现了。

不来梅路德教徒、阿尔特多夫大学教授阿诺尔德·克拉普玛利乌斯（ArnoldClapmarius，1574—1604）写作《国家的秘密》（Dearisrerumpublicarum，1605），广泛传播“国家艺术”

，即使表面上采用了与马基雅维利学说保持距离的“公共安全”

（Saluspublica）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