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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倍上校（第10页）

我死去活来，拖了半年，要就是一声不出，要就是胡言乱语。

后来他们把我送进埃斯堡城里的医院。

先生，你该明白，我从死人坑里爬出来，跟从娘胎里出世一样的精赤条条；因此过了六个月，忽然有一天我神志清醒了，想起自己是夏倍上校的时候，便要求看护女人对我客气一些，别把我当作穷光蛋看待；不料病房里的同伴听了哈哈大笑。

幸而，主治的外科医生为了好胜心立意要把我救活，当然很关切我。

那好人叫作斯巴区曼，听我有头有尾的把过去的身世讲了一遍，就按照当地的法律手续，托人把我从死人坑里爬出来的奇迹，救我性命的夫妻俩发现我的日子与钟点，统统调查明白；又把我受伤的性质，部位，详细记录下来；姓名状貌也给写得清清楚楚。

可是这些重要文件，还有我为了要确定身份而在埃斯堡一个公证人面前亲口叙述的笔录，都不在我身边。

后来因为战争关系，我被赶出埃斯堡，从此过着流浪生活，讨些面包度日；一提到历险的事，还被人当作疯子。

所以我没有一个钱，也挣不到一个钱去领取那些证件；而没有证件，我的社会生活就没法恢复。

为了伤口作痛，我往往在德国某些小城里待上一年半载，居民对我这个害病的法国人很热心照顾，但我要自称为夏倍上校就得被讪笑了。

这些讪笑，这种怀疑，把我气得不但伤了身体，还在斯图加特城里被人当作疯子，关在牢里。

的确，照我讲给你听的情形，你也不难看出人家有理由把我关起来了。

两年之间，狱卒不知对人说了多少遍：‘这可怜的家伙还自以为夏倍上校呢！

’听的人总是回答一句：‘唉，可怜！

’关了两年之后，我自己也相信那些奇怪的遭遇是不可能的了，就变得性情忧郁，隐忍，安静，不再自称夏倍上校：唯有这样才有希望放出监狱回法国去。

噢！

先生，我对巴黎简直想念得如醉如痴……”

夏倍把这句话说了一半，就呆着出神了，但尔维耐着性子等着，不忍打扰他。

然后他又往下说：“后来有一天，正好是春天，他们把我释放了，给我十个泰勒[12]，认为我各方面说话都很有理性，也不自命为夏倍上校了。

的确，那时我觉得自己的姓名可厌透了，便是现在，偶尔还有这感觉。

我但求不成其为我。

一想到自己在社会上有多少应得的权利，我就痛苦得要死。

倘若我的病使我把过去的身世忘了，那就幸福了！

我可以随便用一个姓名再去投军，而且谁敢说我此刻不在奥国或俄国当上了将军呢？”

“先生，”

代理人说，“你把我的思想都搅乱了。

听着你的话，我觉得像做梦。

咱们歇一会儿好不好？”

“至此为止，肯这样耐着性子听我的只有你，”

上校的神气挺悲伤。

“没有一个法律界的人愿意借我十个拿破仑[13]让我把证件从德国寄回来，作打官司的根据……”

“什么官司？”

诉讼代理人听着他过去的灾难，竟忘了他眼前的痛苦的处境。

“先生，法洛伯爵夫人不是我的妻子吗？她每年三万法郎的收入都是我的财产，可是她连两个子儿都不愿意给我。

我把这些话讲给一般诉讼代理人或是明理的人听，像我这样一个叫花子说要控告一个伯爵和一个伯爵夫人，我这个公认为早已死了的人说要和死亡证、结婚证、出生证对抗的时候，他们就把我撵走，撵走的方式看各人性格而定：有的是冷冷的，有礼的，像你们用来拒绝一个可怜虫的那一套；有的用着粗暴蛮横的态度，以为遇到了坏蛋或是疯子。

当初我被埋在死人底下，如今我被埋在活人底下，埋在各种文书各种事实底下，埋在整个社会底下，他们都要我重新钻下地去！”

“先生，请你把故事讲下去罢，”

代理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