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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托马斯莫尔的人口过剩论（第1页）

一、托马斯·莫尔的“人口过剩”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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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之际，正值西欧各地进入封建生产关系解体、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之时，开始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

所谓的原始积累，也即资本主义前史，创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前提。

就前工业社会原始积累过程来看，这个历史前提的创造，主要是通过圈地运动、海上掠夺、殖民扩张、商业战争和重商主义等一系列暴力手段来实现的。

马克思在其经济学说中，主要以15世纪末以来的英国史为客观依据，揭示了资本原始积累的实质及其在人类文明史进程中的作用。

原始积累时期，许多人目睹了英国社会的动**与危机，不少学者、政治家，试图通过对这一时期英国史的考察，找到医治社会弊病的良方。

为了摆脱日趋严重的贫穷、流浪和治安不良等状况，有人主张通过建立海外殖民地来消除因圈地而造成的“人口过剩”

、流浪人群众多、穷人生活无着落的可怕图景。

仅仅在1489—1497年近十年间，都铎朝就先后颁布了11个相关法案，以立法的形式极力遏制愈演愈烈的圈地狂潮。

此外，王室还成立了8个相关委员会，责成他们在全英范围内调查耕地减少、牧场增加的状况及其社会后果。

但是，下层民众因宗教改革、圈地运动和物价持续走高而引起的骚乱、暴动时有发生，到爱德华六世继位后，在萨默塞特公爵爱德华·西摩（EdwardSeymour，DukeofSomerset）[3]摄政时期，英国国内的社会环境进一步恶化，许多地方都发生了武装暴动，其中有两次影响较大，一次是东部的诺福克郡等地发生的由罗伯特·凯特（RobertKett）领导的反圈地起义[4]，另一次是在德文郡（Devon）、康沃尔郡（wall）发生的“公祷书叛乱”

（PrayerBookRebellion），又称“西部起义”

（WesternRising），农民不满1549年《公祷书》（BookofonPrayer）对天主教信仰的放弃，拒绝承认新的礼拜仪式，要求继续使用拉丁文弥撒。

[5]

都铎时期，许多英国学者和政治家从维护统治秩序的角度去看待社会问题，认为英国人口过多，到处充斥着失业的人群，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输出多余的劳动力，积极鼓动向海外移民。

[6]当时，那些失去家园的农民，被赶出了世代耕种的土地，他们激烈反抗持续高涨的圈地运动，赢得了不少人的同情。

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同情者，应当是亨利八世的首席国务大臣、基督教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爵士。

莫尔出生于伦敦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

他的父亲约翰·莫尔爵士（SirJohnMore）是个成功的律师和法官，资助女婿约翰·拉斯泰尔（JohnRastell）前往新大陆的探险计划，后者曾对现代新地理学和海外冒险活动抱有极大的兴趣。

莫尔本人既是个律师，也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

1515年他出访尼德兰南部的佛兰德斯（Flanders）[7]，这次经历构成了他最有影响的著作《乌托邦》的背景素材。

该书由两部分组成，在第一部分中，作者运用虚实相生的影射手法，点染巧妙，隐约其词，抨击了英国政治和社会的黑暗，并从人文主义的道德观出发，描述了英国乡村正在发生的“羊吃人”

运动，谴责由此导致的村庄破坏、物资匮乏和社会衰败，抨击严刑峻法，主张使法律更加仁慈和宽宏大量，对失地农民予以极大的同情，为解除他们所经历的痛苦而大声疾呼。

中世纪后期以来，欧洲各地普遍发生过作为经济现象的圈地运动，如法国、丹麦、德国从18世纪后半期开始鼓励圈地，俄国在1861年废除农奴制以后，捷克和波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都通过立法形式允许圈地。

都铎时期，英国的圈地运动构成了原始积累的重要内容，故而引起了英国社会的广泛关注。

随着圈地狂潮的发生，大批自耕农由于庄园瓦解、土地被剥夺而走向破产，他们不得不舍弃世代耕作并以此为生的土地，或远走他乡，或四处流浪，无不陷入悲惨的窘境。

据1517年、1607年的两次调查报告推算，1455—1607年，在英格兰中部和东部的24个郡，共有50万英亩的土地圈作牧场，占土地总面积的2.76%。

[8]其中，又以中部诸郡的圈地运动最激烈。

16世纪初年，中部被圈土地占70.71%，被赶出土地的农民占84.41%，被拆毁的农民房屋占80.46%。

圈地运动是对农民的剥夺，它通过暴力手段，剥夺了广大农民的生存条件，从而实现了直接生产者（农民）与其生产资料（土地）的分离。

圈地运动的历史表明，资本的原始积累绝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因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