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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商人国王的谋利行为（第1页）

四、“商人国王”

的谋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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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克王朝是在红白玫瑰战争中发展起来的，约克王朝的出现标志着新君主制在英国形成。

15世纪后半期，封建主义和普世主义的式微，以新君主制为标志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时代来临。

在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同新君主制的发展保持着同步关系，“国王成为民族统一的象征、民族抱负的核心和民族尊严的目标”

[71]。

15世纪中后期爆发的内战即玫瑰战争，是英国的新君主制和民族国家的催化剂。

爱德华四世（EdwardIV）是约克王朝的缔造者，在内战初步结束时，他就依靠新兴的市民阶级进行国家重建，以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发展对外贸易，并突破了君主不直接介入经济活动的中世纪传统，通过代理人参与商业活动，意在改善王室的财政状况，从而奠定了重商主义经济发展的初步基础。

爱德华四世主要采取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

第一，开展对外贸易活动，从经济上摆脱对封建贵族的依赖，实现王室的收支平衡。

由于受到封建习惯法的限制，特别是13世纪内忧外患的打击，英国的王权一度跌至中世纪衰落的谷底，这就严重制约了强大王权出现的可能。

长期以来，英王不得不依靠封建贡金、地租和关税过活，王权对封建贵族没有威慑力。

爱德华四世通过武力夺取王位后，“极力讨好商人和伦敦市民，为了自己的利益参加贸易，并与佛兰德斯和德意志几个港口的汉萨同盟保持良好关系”

[72]，由此改变王室的财政状况，巩固了约克王权。

早在1463年春他就开始从事羊毛贸易，还出口其他商品，尤其是呢绒和锡。

爱德华四世对国王的经济自立十分清楚，1467年他在议会下院曾明确表示：“朕欲自以为生，除非事出紧急，一定不扰我民。”

所以到15世纪70年代，他已成为一个活跃的进口商，并在历史上留下了“商人国王”

（merg）的美名。

对此，传记作家安东尼娅·弗雷泽（AntoniaFraser）指出：“爱德华在对外贸易方面显示极大的兴趣，不仅支持了很多成功的商业项目，而且他本人就是一个商人。”

[73]爱德华经过不懈努力，逐渐摆脱了王室债务，不再要求议会增加税收[74]，这也减轻了其臣民的负担。

第二，鼓励商人参与海外竞争，振兴国家的经济实力。

如果说英国的商业资本寻求对外发展纯粹出于经济动机，他们要从海外的经营活动中获得利润回报，那么，作为一国之君的爱德华四世，不是一个普通商人，他从事对外贸易活动就已超出了纯经济的意义，还包含明显的政治导向。

他的经济行为能起到某种示范作用，鼓励了英国人走向海外的积极性。

早在15世纪60年代，他就鼓励英商渗入北非沿岸，到葡萄牙势力范围内开展活动，结果招致葡萄牙人的反对。

[75]对于海外的商业竞争，即使他没有实力向本国商人提供财政支持，但他对开拓海外贸易市场的兴趣，也直接激励了他们的探险计划，并为商人们提供了国家力量的保护。

这类例子不少，1474年他巡视布里斯托尔时，曾向该城所有建造新船的人提供奖赏；1476年他又奖赏一位伦敦布商，因为后者自费修造了一艘名为“乔治·科布罕”

号（leGee）的商船。

他还首开先例，动用皇家舰队为私人船只提供护航。

[76]

第三，依靠商人制衡封建贵族，巩固萌芽中的新君主制。

撇开其个人偏好和私人利益不谈，爱德华有许多理由促使他对那些依靠贸易致富的商人和敢作敢为的冒险家产生兴趣。

仅就王权本身来说，他是在伦敦人的帮助下赢得王位的，因此很重视保持与伦敦市民的密切关系；反过来，伦敦商人也乐于成为约克王朝的支撑力量。

正是在爱德华统治时期，伦敦成为英王宫廷和政府的永久性中心，这与先前的情况形成对照。

1462年11月爱德华授予伦敦城特许状，确认该城于1444年获得的特权，并增加了一些新特权，包括对外国商人征税的权利。

1461—1471年，他还给至少18位伦敦市民授了爵位。

[77]1480年6月，他又把一张特许状授予海关官员托马斯·克罗夫特和三个布里斯托尔商人，允许他们从事三年除了日用品以外的任何贸易。

其中，斯宾塞（encer）做过布里斯托尔的英国议会下议员，斯特劳恩（Re）数度担任布里斯托尔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