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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由主义与殖民地改革运动（第1页）

一、自由主义与殖民地改革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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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豪斯曾指出：“巨大的变革不是由观念单独引起的，但是没有观念就不会发生变革。”

[2]从北美13个殖民地脱离英国统治获得独立，到19世纪中期英国对白人移民殖民地实行重大的政策调整，短短几十年间，英国与移民殖民地之间的传统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是什么东西推动了这场帝国史上意义重大的变革？是什么样的观念引起了帝国政策的调整？毫无疑问，19世纪是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是自由主义的理念在各个领域开花结果的时代，但变革的潮流并非一下子形成，帝国政策的改变也有它不可缺少的前提，在考察英国与其移民殖民地关系时，我们不应忽视那些最终汇成滔天巨浪的涓涓细流。

殖民地问题成为英国政界和社会关注的焦点，应该是从七年战争之后美洲殖民地人民奋起反抗英国的高压政策、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开始的。

18世纪末期的英国，正是政治激进主义蓬勃发展、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破土发芽的年代，各种要求议会改革的政治鼓动空前活跃。

北美殖民地的武装反叛、宣布独立以及最后的胜利，将帝国与殖民地关系的问题凸显了出来，尽管激进主义者对北美殖民地人民表现出强烈的同情，仍有许多英国人抱着失望和幻灭感面对这一帝国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件：保有殖民地对英国有什么好处？英国应该从美国独立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今后帝国与殖民地应当建立怎样的关系？这些难以回答的问题从此开始困扰着英国人。

政治家们、思想家们从不同的观点立场出发，各自对殖民地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结论与答案，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激进主义者观点、亚当·斯密的观点、爱德蒙·伯克的观点几种类型。

激进主义者同情并支持殖民地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但不愿看到殖民地与帝国的彻底脱离。

亚当·斯密从经济学分析的角度入手，力陈英国独占殖民地贸易的弊端，得出在重商主义体制下英国统治殖民地“毫无所得只有所失”

的结论，但他对于英国的殖民政策应作怎样的改变，却采取一种极其谨慎务实的态度：

建议英国自动放弃它对殖民地的一切统治权，让它们自己选举地方长官，自己制定法律，自己决定对外媾和宣战，就等于提出一个从来不曾为世界上任何国家采纳亦永远不会为世界上任何国家采纳的议案。

没有一个国家自动放弃过任何地方的统治权……[3]

亚当·斯密不愧是目光敏锐的思想家，对于英国不可能放弃殖民地的原因，他看得十分清楚：首先是会损害英国的威信，更重要的是不符合统治阶级的私人利益，“因为他们对于许多有责任有利润的位置的处分权，将从此被剥夺，他们那许多获取财富与荣誉的机会，亦将从此被剥夺”

。

亚当·斯密认为，最可行的办法，只能是让殖民地议会拥有征税权。

尽管如此，他还是忍不住向人们描绘了假如英国真的放弃殖民地后可能出现的美好图景：

英国不仅能立即摆脱殖民地平时每年全部军事费用，而且可与殖民地订立商约，使英国能够有效地确保自由贸易，那与它今日享受的独占权相比，虽对商人不怎么有利，但对人民大众必更有利。

[4]

爱德蒙·伯克（EdmundBurke1729—1797）在北美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集中代表了最激进的英国人当时的帝国观念。

他激烈抨击英国政府的殖民地政策，敦促政府在与殖民地的矛盾冲突中表现出“耐心和慷慨”

[5]。

但是，伯克所推崇的，并不是亚当·斯密所向往的英国与殖民地好朋友般的分离，而是用看不见的感情纽带在帝国内部形成的紧密联系，他那句“这种联系像空气那样轻，却像钢铁一样强”

的名言，后来成为很多英国人的帝国梦想。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即便是亚当·斯密那样的自由主义伟大旗手，和伯克那样坚决支持殖民地人民反抗母国暴政的政治家，也不主张殖民地与帝国的完全分离。

这说明，18世纪末的英国人仍然具有很强的帝国意识。

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宣称自己是亚当·斯密学生的自由主义政治家小皮特，为什么担任首相后在殖民地问题上采取的是加强而不是放松帝国政治控制的政策——1784年的“东印度法案”

实际上剥夺了东印度公司原先对印度的独立管理权；1791年“加拿大法案”

明显限制了殖民地议会的权力。

尽管英国人在探究美洲殖民地爆发革命的原因时，曾经有过究竟是自由给得太多还是太少的困惑，但英国政府的实际措施表明，他们最终总结出的教训是：殖民地人之所以反叛，就是因为享有太多的自由，因此将来所有的殖民地政府都必须被置于有效的防护措施之下，以确保殖民地对英国的忠诚。

[6]

英国人第一次对殖民地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并没有带来帝国政策的改革，但他们关于殖民地人民政治权利的阐述，成为19世纪殖民地改革运动的先声。

严格地说，海外殖民地最初与英国大多数普通民众的关系并不十分密切，它更主要是和英国贵族的传统生存方式紧密相连，“对托利党人来说，帝国意味着统治权，意味着小儿子们的工作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