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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丞相吕嘉用计，设法使太子婴齐返回南越。

但赵胡自太子入朝后，萎靡不振，如同大伤了元气一般，不再见辅佐大臣。

吕嘉等群臣以国家基业为重，数次入王宫进谏，总算使赵胡有了些起色，但已无力挽回南越国江河日下的颓局了。

在这种危机四伏的格局中，赵胡勉强支撑了十余年便抑郁而死，死后谥为文王。

多少年后，有学者认为赵胡既然答应了严助要亲自入长安朝见，后又“背入朝之约”

，“一再售汉以疑”

，造成了汉对南越的“益疑”

，则“祸速”

也。

认为只要入朝见天子，“一修朝觐，礼成而还，恭恪之节愈昭，君臣之义愈密”

，则南越国的江山愈固矣。

对这种看法，现代史学家张荣芳、黄淼章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和看法。

张、黄认为：经过汉初70余年的休养生息，汉王朝的国力正达到了最高峰。

在这种大气候下，具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要加强中央集权，势必要解决封国问题，打击割据势力。

如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采纳主父偃的建议，下达“推恩令”

等。

联系当时形势，武帝对南越国是有征服的想法的。

无论南越国如何讨好汉廷，只要汉朝国力一旦强盛起来，是不会允许这个极具威胁的王国存在的。

且看汉越刀兵相向，就可知两者决一雌雄的日子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危机四伏南越国

早在汉武帝派唐蒙出使南越时，因食蜀产枸酱，无意中发现了从西蜀至夜郎，再从群柯江浮舟而下，可至番禺城的通道。

唐蒙发现这条通道后，曾上书汉武帝说：“南粤王黄屋左纛，地东西万余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

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万，浮船群柯，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

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甚易。”

唐蒙的建议，是让汉武帝利用这条水道出奇兵制越，汉武帝听罢大喜，拜唐蒙为中郎将，带一千兵和许多汉帛丝绸财物等，赴夜郎国先行招抚。

唐蒙带了大量锦缎，率一千人做护卫，出都南下，沿途经过许多险阻，才进入夜郎国。

夜郎国王名叫多同，因为地处闭塞，素与外界不通，这多同还以为世上他夜郎最大，见到汉使唐蒙，不禁问道：“汉朝与我谁大？”

唐蒙欲笑不得，只得如实俱述。

后世相传的“夜郎自大”

的故事便源于此。

唐蒙一边讲述汉朝如何强盛，如何富饶，又把锦缎置于帐前，五光十色，锦绣成章，夜郎王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不由得瞠目结舌，表示愿臣属于汉，当下与唐蒙订立约章。

元狩年间（公元前122年—公元前117年），汉武帝以南越将叛，欲与越军用船进行水战为由，在长安西南开凿昆明池，周围四十里，建造楼船，训练水军，做好与越军进行水战的准备。

除此之外，汉武帝连连颁诏，拓边关，广绝域，西至沫若水（沫河和若河，即今大渡河），南至牂牁江（一说即今北盘江，一说即今都江），凿灵山道（今广西南部），架桥孙水（一说在今贵州瓮安西北），直达印都（西南州郡）。

汉廷在这一带设立了一都尉，十县令，归蜀管辖。

就在汉武帝集中力量准备平定南越时，南越国本身也发生了变化。

赵婴齐在长安时，曾娶邯郸樛（jiū）氏为姬妾，生子赵兴，而他在南越时，已娶越女为妻，生子赵建德。

婴齐接南越王位后，受樛氏姬妾的迷惑，竟然向汉廷请求立樛氏为王后，赵兴为太子。

出于利益的考虑，汉武帝批准了他的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