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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解脱论悲剧观走向审美和道德自觉论，再走向以忧生忧世为文化心理基础的“大事业”

论，肯定以出世襟怀做入世事业的生存方式，就是王国维悲剧观所包含的主要内容。

人们也许会说，王国维如此说来说去，曲曲折折，时而依据逻辑，时而依据经验事实，时而又依据自己的价值选择，终究难成思想体系。

但是，王国维对于这种状况，早已有达观之见。

他在《论性》一文中就指出过，像“性”

（人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类问题，是“超乎吾人知识之外”

的问题，而讨论这类问题就不可能不互相矛盾和自相矛盾。

比如孟子说“人之性善，在求其放心而已”

，如果要他回答“放心”

（放纵之心）从何而来的问题，就要推翻他的性善说；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人为）也”

，如果要他回答人为什么要“伪”

的问题，也会推翻他的性恶说；康德既说道德是人心中的无上命令，但又说人有“恶根”

；叔本华认为“吾人之根本，生活之欲也”

，也很难回答人为什么会产生拒绝生活之欲的冲动的问题。

所以，即使是号称严密的形而上学说，也难免捉襟见肘，王国维悲剧论中包含不能以逻辑一以贯之的内容，也就不足为怪。

实际上，我们在王国维的悲剧论里，与其说获得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解决了人生真理问题，不如说随着他从否定意志切入，经历了一次心灵探险。

他洞察了几乎所有的悲剧现象，不仅用社会处境悲剧使人毛骨悚然，还用生命悲剧迫使人面对着死亡的深渊思考如何才能不再禽兽般生存的问题。

于是，审美的大门叩开了，道德自觉的新根据提出来了，如何转换人的气质，如何提高人的精神素质的问题也得到了探讨，以出世襟怀做入世事业的“新人”

也作为一种人格理想出现在地平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