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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坚持文艺悲剧应体现命运感和生命力感亦即崇高感、尊严感的观点是与强调文艺悲剧应体现道德感、正义感和理智感的观点相对立的。

这从他对亚里士多德、黑格尔悲剧观的批判中可以看出来。

亚里士多德认为：文艺悲剧不应该写好人由福转祸，因为它不仅不能引起怜悯和恐惧，反而会引起反感；不应该写坏人由祸转福，因为它既不能满足我们的道德感，又不能引起怜悯和恐惧；也不应该写穷凶极恶的人由福落到祸，因为这虽然能满足我们的道德感，却不能引起怜悯和恐惧。

悲剧只能写道德品质和正义上并非好到极点的中等人因某种过失或弱点招致不幸，因为他不应遭殃而遭殃并且与我们类似，才能引起我们的怜悯和恐惧。

他所谓“过失或弱点”

，一般认为指道德上和智力上的差错。

说得更明白一点，亚里士多德认为第一种、第二种情况之所以引人反感，是因为它们都没有体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的道德感、正义感。

好人遭祸而坏人得福，不仅违背道德、正义原则，还破坏了人们对道德、正义的信仰。

第三种情况虽然符合“恶有恶报”

的道德、正义原则，但因为人们认为主人公的遭遇理所当然、“活该”

，引不起怜悯和恐惧之情，因而也构不成悲剧。

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是站在维护道德、正义原则与坚持悲剧必须具有引起怜悯和恐惧这种功能的双重立场上去看待文艺悲剧的。

他认为，要使这两方面都得到维护，折中办法便是让不好不坏的人因过失或弱点而遭祸。

在他看来，这既不违背道德、正义原则，又能引起怜悯和恐惧。

这也就是说，他要用文艺悲剧警告在道德上不好不坏、智力上不强不弱的芸芸众生：如果道德或智力上有过失或弱点，就很有可能遭殃。

文艺悲剧的作用就是促进人们努力提高道德和理性修养。

朱光潜虽然承认坏人由祸转福是“非悲剧性”

的，但不同意亚里士多德的其他观点。

他通过对著名悲剧的分析说明：好人由福转祸虽然违背道德感，但能引起怜悯与恐惧；坏人由福转祸虽然不能引起道德意义上的怜悯和恐惧，但表现出超乎常人的坚毅和巨人般力量的邪恶人物因其力量能引起“审美意志的恐惧”

，也可以成为悲剧人物，他为邪恶目的浪费自己的精力同样可以引起惋惜、怜悯与同情。

亚里士多德的“过失说”

并非希腊大悲剧家的观点，他们强调的不是“过失”

而是“命运”

；即使是据说符合亚里士多德观点的近代悲剧，如莎士比亚、易卜生的悲剧，也为“命运”

保留了不少地盘。

因而，亚里士多德的“过失”

说以及与之相关的道德、正义理论，既不符合文艺悲剧创作的历史实践，又不符合文艺悲剧应持的审美观点，不能赞同。

但是，考虑到审美与道德的联系，考虑到艺术既不应当过分坚持其独立性而完全抛开道德感，也不应当蜕化为陈腐的道德说教，亚里士多德采取“黄金中庸”

的态度对待文艺悲剧，可以理解；在文艺悲剧中渗入道德感、正义感，不失为一种迎合世俗心理的讲实际的聪明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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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的悲剧理论是他关于对立面统一或否定之否定的哲学原理的特殊应用。

他认为，推动悲剧的终极力量是理念，是统治人类意志与行动的世界精神的力量。

这种抽象的、和谐统一的理念显现在具体的不同的悲剧人物身上，必须服从个别具体化的原则，即根据不同悲剧人物的情致、性格、具体追求的目的而展现为不同的、各有理由而又互相对立的伦理力量，这种孤立化、片面化、排他化的伦理力量必然形成悲剧人物之间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