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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回 武柏文陈重聚首 故人相赠银鼠袍（第1页）

第十八回武柏文陈重聚首故人相赠银鼠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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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日晚间众宾朋汇聚石珠巢，酒席自然不菲。

江津传统的“九大碗”

，吃得众人酒酣耳热，乐乐融融。

这帮饱学之士，靠着一点微薄的薪水买回政府的配给米，平日哪有这等享受？

与陈独秀同坐一桌的有邓蟾秋、邓缡仙、邓燮康，以及周光午、高语罕等人。

席间谈到了西安事变，邓燮康恭敬地请教陈独秀，张学良、杨虎城为何不杀蒋介石？

陈独秀自到江津以后，知道蒋介石一直注意着他的言行举止，所以平日在公开场合总是沉默寡言，更不谈政治，以避祸从口出。

而这一次，或许是因环境不同，气氛不同，谈话的对象不同吧，他竟一反常态，侃侃谈起来。

“西安事变后，如何处置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尊重共产党的意见。

但最终不杀蒋介石，却是中共与斯大林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延安当时赞成杀蒋的呼声很高，斯大林一个电报，便救了蒋介石的命。

斯大林从骨子里从来就没有认为中共能成气候，而是把抵抗日本人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身上。

当然，这也是他从苏联自身的安危出发考虑的。

因为当时的情况的确如此，如果杀掉蒋介石，那么，何应钦有可能会向日本投降，李宗仁会割据一方，这样一来，中国就会一片混乱，日本就会坐收渔利，加速中国的灭亡。

而日本一旦在中国取得军事上的全面胜利，那就会直接威胁到苏联的安全。

为了稳定中国的局势，迫使蒋介石和全国军民一致抗日，是当时唯一可行之路。

后来的事实证明，斯大林在西安事变是否杀蒋介石这一问题上，倒不能否认他是一个极有远见的政治家。”

接下来，众人谈到了当前的抗战局势，不少人都显露出悲观的情绪，他们都想听听陈独秀的意见。

陈独秀侃侃言道：“日本虽是弹丸小国，但自明治维新，国力日渐强盛，科学也相当发达。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能战胜日本，要战胜日本，必须有持久作战的思想准备。

我们要达到最后胜利的目的，必须能够支持长时期的抗战，至少五年，甚至十年，二十年都有可能。

日本对中国作战，利在用飞机大炮，速战速决，尽可能地不使战争范围扩大；中国对日战争，利在发动全国民众蜂起参加，持久抗战，尽可能地使战争范围扩大，以消耗敌人的军力和财力。

全中国人民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在坚决抗战到底的政府领导之下，对敌人作战，这才是我们胜利之最大的保障。

即令我们的正式军队节节失败，即令敌人能够占领中国的几个大城市，只要全国广大民众无束缚的自由组织起来、活跃起来、武装起来，敌人便无法摧毁这到处蜂起的几千万武装民众；这几千万武装民众之游击战的洪流，不但能够使政府的正式军队有反攻之可能，并且使敌人已经占领的地方，一夕数惊，不能统治。”

已经辞世的龚灿滨老先生在生前所撰的《陈独秀在津印象》中涉及与陈独秀谈论抗战问题时，则如此写道：“我谈到抗日战争，认为国民党部队节节败退，只剩下川、康、滇、黔和西北边区，我们都很可能做亡国奴。

他微微地笑了，精神似乎有点振奋，说：‘不会！

我们还有两支逐渐壮大起来的军队，迟早要把敌人赶出去，中华民族是有复兴希望的。

’当时我领会，他所指的是坚持抗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这一段话，龚灿滨生前对许多前来江津采访他的党史工作者也都说过，甚至是强调过，自然也就出现在了不少党史文章里。

但是，笔者后来却对龚灿滨的这段记述产生了强烈的怀疑。

因为有充分的事实证明，生命已临近终点的陈独秀，对这场旷日持久的全民族抗战，已经完全丧失了必胜的信心。

他在1942年3月21日发表在重庆《大公报》上的《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便充满了悲观的色彩，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也以“内容乖谬，违反抗战国策”

为名，电饬各地新闻检查机构“注意检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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